[176]《民贼乱国警电言贼狼狈为奸》（1913年4月13日下午九时北京电），《民权报》1913年4月14日，第3页。
[177]《杉村驻德大使致牧野外务大臣电》（1913年4月5日，第26号）、《杉村驻德大使致牧野外务大臣电》（1913年4月27日，第34号），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32、443页。
[178]本社驻京特派员寒松：《无限悲观之北京政局》（二），《民立报》1913年5月7日，第6页。
第七章牵涉宋案各人最后结局
宋教仁被刺消息传到北京后，袁世凯立刻下令，责成江苏都督、民政长等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又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1]黄兴、陈其美及闸北巡警局、沪宁铁路局、上海县公署、上海地方检察厅等，也都悬赏捉拿凶手。[2]很快，国民党人就通过古董商王阿法及六野旅馆住客获得重要线索，并报告租界捕房，将应夔丞、武士英抓获。但远在北京的洪述祖被袁纵逃到了青岛，赵秉钧、程经世则称病拒不到案。引人注目的是，武、应、赵三人，还有那位在宋教仁追悼大会上为赵秉钧打抱不平的王治馨，在仅仅一年半时间内相继死亡，从而引发诸多猜测。其实，在对宋案案情进行详细考证之后，四人死亡之谜，大体已经可以解开。至于洪述祖，虽然一时漏网，终究还是未能逃脱严惩。
一王阿法出庭作证及其后不知去向
王阿法，又作王阿发，河南人，一说湖南人。[3]他是应夔丞曾试图收买充当杀手之人，又是案发后数次在会审公廨出庭作证之人。他与应夔丞究竟是何关系，在刺宋案破获过程中扮演过怎样的角色，后来结局如何，这些问题都是过去没有讲清楚的。
宋教仁被刺第二日，国民党人陆惠生就从前任东方招抚使张秀泉及其护兵邓文斌（又作邓文炳）处获得一条与案情相关的重要线索。[4]据张秀泉讲，宋教仁被刺前数日，邓文斌曾告诉他说：
有友人以事相属者，曰某大人欲置一人于死，询余能任此役否。余即偕之往见所谓某大人者，顾不相遇。其后余以事关人命，不欲冒昧从事，遂辞复不往。因夫〔未〕悉其究竟，不知所谋者如何人也。[5]
宋教仁被刺后，张秀泉想起邓文斌所言，即询邓以某大人之姓名，及往见之场所，讵邓皆忘之；又询其友人之姓名，则为王阿发。张秀泉判断此事必与刺宋案有关，于是告诉了陆惠生。陆惠生急使人召邓来，啖以重利，使速觅王阿发。在宋教仁被刺第三日，邓文斌找到了王阿法，经陆惠生研问再四，王阿法终于道出实情。[6]他说：
余业贩骨董，至上海数月矣。前有友人曰胡〔吴〕乃文者，授余一函，嘱持之至法界之文元坊（在西门外）谒一人，曰应桂馨，其人多财，当有所交易。余受其函，即持往文元坊谒应，见其门外有榜三：曰某某经租账房，曰国民共进会机关部，曰江苏巡查长公署。既而见所谓应桂馨者，为一长身瘦削之人。余出胡〔吴〕函后，即以画卷一幅，向其求售，渠却之，余遂辞出。后数日，又往，值渠方在隔室与一人言事，虽不甚辨其所言，但闻云：此事若成，则可得酬金千元。又云：此事必须速做。既而出见余，余以某境状之显贵也，意其交游必多，以有胡〔吴〕乃文一函之介绍，遂向之求事。渠遂告余，谓方欲置一人于死，其人报馆之主笔，大不利于今总统袁世凯，如余能胜此任者，则事成当以千金为余酬。言次，出一照片示余曰：欲死之者，即此人。此照片为一制就之明信片，片之四围，皆已剪去，唯其背面有铅笔书渔父二字。余当以不能为此等事却之。渠又询余有友人能任此役否，余忽忆及邓，素知其饶胆略，因即向应言之，应嘱余招邓往晤。余出寻得邓，即告以应之所托，且偕之往见应，值应他出未见。既而邓以此事不能冒昧承任，遂不复往晤。其后三、四日，余又于途中遇应，应一见余，即停车招余作耳语，谓：前日所言之事，汝及汝友既皆不能为，则慎勿泄之于人，否则汝性命不可保。余唯唯。应遂驱车去。其后未之见矣。[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