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应夔丞在预审期间，曾与其律师爱理斯有过如下对话。爱问：汝与刺死之宋教仁认识否？应答：不认识。爱问：从未见面否？应答：在南京政府时曾见过面，仅颔首而已。爱问：其时宋当何职？应答：法制局局长。爱又问：宋为何党？应答：国民党。惟在南京时，我不知其何党。（《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4页）可见，应夔丞与宋教仁并无个人恩怨，甚至可以说对宋教仁并不十分了解。
[323]《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4页。
[324]《辛亥上海光复前后;座谈会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2页。
[325]《撤销谍报科通告》，《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0页。
[326]《工商部无汝等位置矣沪军都督陈批示》，《神州日报》1912年4月28日，第5页。
[327]《刺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应夔丞之历史》，《民主报》1913年3月29日，第6页。
[328]《宋先生被刺之痛史凶犯拿获之详情应夔丞之历史》，《民立报》1913年4月2日，第7页。
[329]《覆应桂馨书》，海阳汪德轩编《程都督书牍》上卷，广益书局，1912，第17页。另，此函原件藏北京市档案馆，合亟声明之亟写作即。函末署程德全再拜廿一日，应为1912年6月21日，其时应夔丞正筹备成立共进会。见《江苏都督程德全致应夔丞函》（1912年6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3。
[33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665页。
第五章袁赵与宋案之不同牵连
由第四章所论可知，宋案实际上是由多个案情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刺宋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整个案件的最终结局。遗憾的是，历来研究宋案者并不具有这样的观念，而是将宋案简单地等同于刺宋，忽略了对刺宋以前各环节的研究。这样，袁、赵就在案情未明的情况下，被认定为刺宋主谋。而宋案原始证据告诉我们，袁、赵虽然与宋案一些环节确有程度不同的牵连，却与刺宋环节没有直接关系。当时政情也表明，袁根本无须杀宋，至于赵为了长保总理权位杀宋，更是毫无根据的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