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97]《上海程都督应民政长来电》（4月26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按电文中夹注为手迹。又，应夔丞3月13日寄给洪述祖的是快信而非电报。由该信开头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一句可知，应函系回复3月13日洪述祖燬宋酬勋位来电，而非先有应夔丞3月13日函，后有同日洪述祖燬宋酬勋位复电。当然，也就不存在一日内往来两电的情况。
[198]《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1日，第1页。
[199]廖大伟：《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苏智良、张华腾、邵雍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第568页。
[200]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第65页。
[201]张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第4344页。
[202]朱怀远：《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第79页。
[203]《应夔丞致洪述祖信》（1913年3月13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04]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六续），《民立报》1913年5月8日，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