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及《亚细亚日报》所登《刺宋案证据之研究》，对若不去宋四字的解释从文字到内涵完全相同，均代表政府意思，认为：
文中若不去宋四字极当研究。去字解法颇多，虽非指定谋杀，然距宋死不远，或者应于此始动杀意。若不二字出自应口，是应纯为主动的。如谓政府前有此主使，则此时应何尚有自商口吻。果宋案发生于此，则应为谋杀造意者，难逃主使之罪，而非政府造意主使可证。[198]
今人对若不去宋一函的理解，也大体与袁、赵或政府方面的上述解释接近。如廖大伟认为：此段文字为刺宋意向的第一次明确表露，并及行动经费问题，当为‘宋案正式起始。[199]又说：物证、人证及疑犯武士英预审口供表明，此案系应桂馨最先动议、直接指使，洪述祖极力怂恿、躲在幕后。[200]张永则以若不去宋一函及梁山匪魁一电为据，认为：这一信一电是宋案最关键的证据。‘若不去宋说明是应夔丞主动提出了刺宋的阴谋，并且在没有得到回复的情况下，已经‘急急进行，并且‘已发紧急命令，又说明应夔丞自作主张开始实施暗杀。由此他得出结论：刺宋谋划发自上海而非北京，主动者是会党头目应夔丞。[201]朱怀远也将若不去宋一函视为应夔丞明确提出刺宋计划的证据，认为刺宋计划首由应夔丞明确提出。[202]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不是这样理解的。《民立报》于应夔丞3月13日函后附加按语，将若不去宋四字视为应以除宋之说歆动中央之证据。[203]徐血儿更进一步认为，去宋动机虽然起于应夔丞，但若没有政府同意，不可能演成杀宋惨剧，为此他对赵秉钧及袁世凯两封勘电中所云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他说：
观此，则赵之所云云，仍系承认其收买提票之事，而于谋杀一层，无明确之事实足以证明其无关系也。有之，亦仅以应若不去宋为反挑之语，遂断定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耳。然观动机起自动等语词，若亦纯以文理解释之，则动机虽起于应，而必政府承诺之、允许之，然后始能演成此种事实也。应虽为自动，而必政府为之被动，然后始能合此两力以演成此种事实也。此诚所谓文理解释，皎然明白者也。应志在金钱，故其为政府解散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收买刑事提票，盖无一非为博取金钱之目的而来。而政府亦以国民之金钱，利用若辈为鹰犬，交相为用，于收买提票一案，已尽呈袁、洪、应、赵等阴谋狼狠之状矣。至于杀人之事，何等重大，一旦破露，即难逃罪。设应非恃袁、赵之指使及袒护，应又何敢轻陷法网，自取死罪乎？夫使死宋先生而于应个人有莫大直接之利益者，则谓出于应个人之蓄意谋杀，犹可言也；而应于宋先生私人，并无私仇宿恨，其欲死宋先生，直接有莫大利益者，实为袁、赵则可知。谓袁、赵之出于被动，吾人尚不能信也。故倾陷之谋，可以金钱动应，而暗杀之谋则不能；金钱既难动，乃动之以勋位。应惑于虚荣之一念，而始冒死为之，此又情事显著者也。尤可证者，赵谓应犯谋刺宋教仁，其杀机起于《民立报》载宋在宁之演说，一语断定，非局中安能若是？以此杀机所由起求之，则所谓应为自动，尤见其不可信此宋先生在宁之演说，与袁、赵有密切关系，应性狡诡，心知其故，故以《民立报》所载者裁呈袁、赵，而遂为杀宋先生之一动机。此实袁、赵为主动，而洪、应为被动也，此尚有可以抵赖之余地乎？[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