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见怀特，把汉普希尔的材料拿给他看。令我惊奇的是，为什么汉普希尔在伯吉斯一九五一年叛逃后，从未把他同伯吉斯有过来往的事告诉给军情五处。怀特也证实汉普希尔从来没有向他提及过这件事。我从汉普希尔回到伦敦后又去看他。他仿佛有一丝尴尬。他告诉我，说伯吉斯对他的接近之混乱，使他无法肯定其重要性。至于布伦特，他从来就没有思考过布伦特参加晚餐聚会与伯吉斯的接近有什么关系。布伦特在整个战争期间同狄克怀特、盖伊利德尔等人私交很深，因此汉普希尔认为布伦特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不管怎么样，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要想结束这一章。
怀特和霍利斯选出来主持英美情报合作机密检查工作的人，竟曾经不知不觉地成了苏联的招募目标。这一发现使他们两人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知道，对汉普希尔进行的审查在美国人眼里简直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当时，美国对英国情报部门搭上的守旧的老关系极其反感，因而他们都不可能爽快地认输，汉普希尔案件就这样永远被小心地埋了起来。
招募汉普希尔的失败点明了克卢格曼在三十年代苏联情报人员招募工作的作用，这也是很有趣的。他是安排那次在巴黎的试探晚餐的主要人物。凯恩克罗斯也告诉我们，招募他的正是克卢格曼。在这以前，军情五处一直认为克卢格曼仅仅是一个公开的英国共产党积极分子，而不是一个秘密招募间谍的人或一个搜罗人才的人。很显然，如果我们说服或强迫克卢格曼坦白，他会把许多三十年代的事告诉我们。我知道克卢格曼是不会让军情五处直接靠近他的，因此我们就同凯恩克罗斯搞了一项交易。如果他回英国来同克卢格曼对质并说服他同军情五处的人见面以便讲出一切情况，我们就允许他回到英国。
凯恩克罗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在伦敦同克卢格曼见了面。克卢格曼是一个老头儿，阶级战争中坚韧的老战士，他正忙于写英国共产党党史，以作为他一生工作的最后遗嘱。他听了凯恩克罗斯要他去同军情五处的人见面时，便大笑了起来。凯恩克罗斯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同意，他就要揭发他，克卢格曼听了以后完全不屑一顾。这次试验没有成功，凯恩克罗斯被迫回去继续过他的流亡生活。不久，克卢格曼就带着他的秘密进了坟墓。
还有其他许多拒绝让我们靠近他们的英国共产党忠实的公仆。鲍勃斯图尔特和伊迪丝杜德哈特两个人都是作为信使与五人集团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O年有过联系，我们对这两个人进行了试探。他们两个人都守口如瓶，他们都是纪律性很强的战士。我们很难找到突破口。公众很少知道军情五处在进行这类调查时所处位置的薄弱环节。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同我们说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于对方的合作，除非马上进行逮捕行动。譬如，布伦特告诉我们他知道有另外两名间谍，其中一个是在招募利奥朗时被发现的，其实朗已经由布伦特在指挥。布伦特当时正在同那个招募间谍搞见不得人的不正当关系，双方就朗的问题都互不通气，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化了。这两个间谍现在还活着，住在伦敦。他们在战争期间从事幽灵计划，后来他们离开了这个工作，开始了学术生涯。两个人都不同意与我们见面讨论他们与俄国情报工作的牵连。惟一的积极行动是对一名高级警长进行警告，这位警长与其中一个间谍是朋友。于是这两个人的关系便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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