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对他所读到的报告大吃一惊。卡明的报告对多伊恩迪特马斯调离行动分析计划会给中央情报局即将来访造成什么影响根本不提。报告对阿瑟进行了露骨的攻击，并最终声称，阿瑟对军情五处内部间谍的识别存有隐秘的怀疑，而又不愿意把他的怀疑告诉他的处长。
阿瑟现在已经到了和卡明公开决裂的地步了。
一派胡言！他在卡明的报告页边到处乱涂，在把它送回处里之前几乎改动了报告的每一行。卡明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正是一个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马上把报告原封不动地送给了霍利斯，霍利斯立即责令阿瑟停职二周以整顿纪律。
我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有二十位中央情报局的技术人员随时可能到达，指望同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阿瑟马丁和我举行重要的谈判，但现状却是谈判桌上军情五处这一边只有我一个人。我私下去见霍利斯，尽量不带怨恨地说明问题的性质。我提醒霍利斯，和中央情报局的合作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于是他同意调回多伊恩迪特马斯，让他再干一年。
但是阿瑟怎么办？我问道，希望霍利斯在这个问题上也能改变他的主意。
我不打算讨论这件事情。他反驳道。
那布伦特怎么办？我恳求说，我们刚刚有所突破，可不能把他晾在一边不管
现在正该让阿瑟弄清他还不是局长，霍利斯严厉地说，当他坐上这把交椅时，他再去作决定好了。到那时之前，还是我说了算。
在阿瑟回来后，我们着手认真地盘问各种细节，系统地识别每一个指使布伦特的人及他们的招募活动，对他交给俄国人的每一项情报进行核实。阿瑟定期会见布伦特，根据D处三科和伊夫琳提供的详尽的研究提纲来对他盘问。每一次审讯都录了音，并由D处三科进行整理，以便检查出模糊和讹误的地方及需要进一步提问的要点。
布伦特很快就说出了他的间谍同伙利奥朗和约翰凯恩克罗斯。利奥朗是前英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官员。约翰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四0年曾服务于英国财政部，后来进入了设立在布来切雷的政府密码和暗号学校，在那儿接触过英尼格马信号材料，尔后在一九四四年成为军情六处的官员。阿瑟告诉朗，假如他和军情五处合作，则很可能免于起诉，因此朗马上就供认了。凯恩克罗斯在罗马接受阿瑟的拜访后，也这样做了。
但是，在提供了最初的线索之后，布伦特就再也不讲什么了。他坐着，听着阿瑟的提问，在能做的地方提供点帮助，但是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提供大量的细节。阿瑟和我决定一起来对付他。根据事先的安排，我被介绍是分析布伦特供词的官员，然后我来唱红脸，阿瑟来唱白脸，由我告诉布伦特我对他的供词的真实性非常怀疑。这是一种老式的审讯把戏，但在以前还确曾起过作用。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新花样：我们把会见安排在莫里斯奥德费尔德的公寓里，它在威斯敏斯特区开克斯顿街钱德斯大院内。公寓里暗放着一个录音系统。通常，在布伦特和阿瑟会面时，阿瑟用手提录音机公开地把谈话内容录下来。我们决定当我去见布伦特时，我们把那个看得见的录音机关掉，以增加他的安全感。霍利斯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从一开始他就指示不能对布伦特施加任何压力，以免他叛逃。但我们设法说服他，在这种情况下，冒点风险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