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时，我再也无法改行了，虽然我最热爱的事业是务农，但所有的一切注定我再也不能够重温那种大自然之梦了。我只得去参加战后的科学文官考试，主考官叫斯诺。这次考试是专门为了从扩征的几百人当中挑选最优秀的科学家而举行的。我以二百九十分和另一个人并列第一名（满分是三百分）。巴特沃思向我热烈地祝贺。过去那些守在厨房里的小桌子边攻读的日日夜夜总算没负我这片苦心，虽然主要的功劳应归于巴特沃思。
一九四六年，父亲又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并担任了总工程师。同年，我也开始了在电子研究实验室的新生活，担任了主任科学官。在以后的四年当中，父亲和我一直在同一行当里并肩工作。我们彼此都不提及三十年代考试的事。到了一九四九年，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的一个电话，把我带进了军情五处这个新天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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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九四九年，我在布伦德里特的办公室与约翰泰勒第一次见面后的几天，接到了他的电话，邀我去伦敦。他建议去圣詹姆斯公园，我们在白金汉宫前面的桥上见了面。我们来回漫步于鹤鹈鹕和鸭群之间，不时停下来顾盼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用这种奇特的工作方法来处理国家安全大事，使我感到迷惑不解。
泰勒身材矮小，蓄着小胡子，阴郁的脸上流露着机警敏锐的表情。在北非战役中，他是蒙哥马利手下的一名通讯官，尽管他现在是邮局的技术员，可他仍旧保持着他那粗旷的军人举止。他为军情五处和六处搞技术研究，实验室就设在多利斯山邮局特别调查组里面。他非常肯定地说我知道他是负责官员。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让我有事不要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军情五处总部去找卡明上校，除非是作一次短暂的拜会。一般情况下，就通过他这个中间人来办事。泰勒劝我不要谈有关的办公室的事，只是说我将被授予特聘科学顾问的头衔，但不支付报酬。好几年来，我们每个月都要在圣詹姆斯碰一次头，讨论我提交给布伦德里特委员会秘书莱特的有关技术问题的书面报告（莱特后来当了国防部副部长）。
泰勒和我在技术任务上分了工，邮局方面负责研究红外线探测系统，我则开始动用电子研究实验室的有利条件来研制一种新型话筒，并观察这种话筒对来自室内家具的声波反射的接收能力。以前我所从事的反潜工作使我对共振原理非常熟悉。当声波碰到一个硬介面时，如玻璃窗或档案柜时，就会产生大量的谐波。关键在于要在空间找到失真度为最小的一点，从而收到清晰的说话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