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海给他寄过无数封信——这个镜头会穿插在迟灼的镜头里——如石入大海，毫无回应。
邹海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家工厂，他是开心的，工人是最光荣的职业，而现在，他自己就是一名工人，但是迟灼离去时的那个侧脸不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在他修机器的时候，在他端着碗和大家一起在食堂吃午饭的时候，在他睡前捧着资料研究的时候，迟灼那个讥诮而冷酷的侧脸就会浮现在他眼前，如影随形，折磨着他的内心，但也令他庆幸自己没有忘记迟灼的样子。
他知道他们在深圳做什么，现在是1988年，他当然应该知道深圳在做什么，虽然他的同事里不乏对那边嗤之以鼻的人，但是每当邹海听着他们的高谈阔论，淳朴地笑着不说话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就会响起迟灼冷冷淡淡的声音：“我要去深圳了。”
有时候，还会跟上一句：“你要来吗？”
他知道自己不要脸，脑补着，脑补着，自己都快信了迟灼真的说过这样的话，真的邀请过他，等一切尘埃落定，就再见面。
但是，噼哩哐啷，锅碗瓢盆，月光照入，现实归位，他的生活还是那个没有迟灼的存在。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柏锦回国了。
她出现在邹海面前的时候，穿着一身吊带衫，对于柏锦出场的这个场景，王导草书般的注解是这样的——“吊带衫，我不管什么颜色，别的穿了什么！总之，一定要吊带衫！”
当然是吊带衫，同志们，一场关于改革开放的电梯里，怎么能没有吊带衫，吊带衫就是冲突的根源。
如果柏锦穿的不是吊带衫，这就像一部爵士时代的电影里没有波波头一样。
柏锦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她到的时候，身边有一个大她一轮，可能不止，的华裔投资人，投资人一直对祖国母亲怀念不已，于是回国来献一份力。
当柏锦穿着那身吊带衫，光鲜亮丽地从天而降的时候。
Golddigger。
邹海听见迟灼冷漠不屑的声音在他耳旁响起。
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和柏锦谈了几次，压了几次马路，柏锦问他要不要在一起，邹海犹豫了一下，答应了，柏锦讲了她的经历，邹海认真听了，却忍不住去想迟灼是不是也是这样，举目无亲，不择手段往上爬。
再然后，柏锦跟着投资人回了美国。
邹海决定辞职去深圳，这一年，1989年。
而他们再重逢的时候，已经是世纪末了。
沈兴波关上浴室门，又重新打开，这一次打开的是会议室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