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心里怎么想？
陈丹阳：他已经骗了我两年多了！他已经过这种重婚的生活两年多了！我自己有一种被人家愚弄的感觉，所以我特别气愤，就想要告他。
主持人：也就是要调查到底？
陈丹阳：对。
主持人：直到证据全部都齐了？
陈丹阳：是。可是王律师给我列举了重婚立案需要的证据。哎呦，当时就觉得真难呀，太难了。要取得这样的证据，我觉得我真是办不到，因为我得上班，得照顾家，得照顾孩子。怎么办呀，后来我就想，还是继续委托他们(调查)公司吧。
作为婚姻家庭领域的专职律师，也是陈丹阳的法律援助律师，王芳心里很清楚，法院或公安机关是不可能直接参与调查的，而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力又极为有限。尽管希望渺茫，但也得努力一试。2004年3月，王律师和调查公司的人通过多方的努力，找到了刘明义及李晓居住的小区，还找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这个居委会曾经对李晓做过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调查，从“育龄卡”的填写记录中可以看到，刘明义和李晓是以夫妻关系对外相称的。这一宝贵的书面证据的获得，为证明刘明义涉嫌重婚提供了有利证据。
同时，这张“育龄卡”也证明了一个事实，调查公司提供的影像资料中的小孩，正是刘明义和李晓2002年7月所生的孩子。经推算，李晓2002年1月提出离开陈丹阳家时，她已经怀上了刘明义4个月大的孩子了。
陈丹阳：现在回想起来，她（李晓）在走之前，经常说胃不舒服。我老公呢，也开车带她出去看过两次。后来呢，保姆就没怎么干活，每次都是我老公回来接孩子、做饭。
主持人：当您看到这张育龄卡的时候，在那一个瞬间，一切都被证实了。
陈丹阳：对。
主持人：您有没有想过跟他坐下来谈一下？
陈丹阳：其实，我一直就希望他像个男子汉一样，站出来，坦诚地告诉我，他和保姆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也特别希望他跟我说他做错了，他对不起我。我觉着我也不会到非得要告他的那种程度，可是他一直就没有这样做。从10月9日接到那个电话到取得育龄卡，已经过了3个月了。我们俩在一个单位，我没跟单位任何同事说过他的所作所为。因为我总抱着一线希望，希望他能跟我说实话，能够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一直就没有。
主持人：实际上那个时候，您还是希望他能够主动认错的？
陈丹阳：对。
主持人：如果他认错的话，您就可以放手？
陈丹阳：对，我可以退一步的，可是他没有。
主持人：王律师，我想请教一下，这张育龄卡的取得，是不是可以作为重婚罪立案的证据？
王律师：在这张育龄卡上，很明确地填着丈夫、妻子和孩子，对外俨然是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么，我觉得从法律上完全可以断定他们双方是以夫妻的名义共同居住。并且这张育龄卡的合法性、真实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也符合我们法律上对于证据的要求，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证据，还是比较充足的。
主持人：拿到了这些证据之后，您做了一些什么？
陈丹阳：我记得特别清楚，等我拿到这个证据的时候，已经是3月份了。他那时候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同意不同意协议离婚，如果我不同意，他就到宣武法院起诉离婚。而且他说话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温和。后来我一气之下就和律师拿着这个证据到房山法院，把他告了。
2004年3月17日，陈丹阳把刘明义和李晓一并告上了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诉讼他们二人犯有重婚罪。房山区人民法院在审查了陈丹阳提供的证据后，予以立案。
没过多久，刘明义以夫妻婚后经常吵架为由，在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起诉和陈丹阳离婚，并请求法院对他们的住房进行财产分割。陈丹阳来到宣武区人民法院，说明了她丈夫涉嫌重婚的情况。按照法律上“先刑后民”的规定，要先把重婚罪这个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且有审理结果之后，才能够继续审理离婚诉讼的民事案件。法庭裁定，终止对离婚案件的审理。刘明义便在几天后，自行撤回了他的离婚起诉。
但是刘明义在知道陈丹阳对他和李晓提出了重婚罪的诉讼后，迅速把李晓进行了转移，当陈丹阳得到消息，和律师一同赶到他们位于房山的住处时，那里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主持人：王律师，这种变化对案件在法律上有什么影响？
王律师：这种情况的变化对于这个案件有很大的影响，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重婚罪的自诉案件的程序上有影响，因为自诉人的原告是陈丹阳本人。被告呢，应该是两个，一个是她的丈夫，一个是保姆。现在保姆被转移了，消失了，那么很显然，案件的第二个被告不见了。人民法院就要按照相应的司法程序，对这个案件做出一个处理，甚至有可能会终止审理；第二个是对这个案件在实体审判上的影响，小保姆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当事人，当一个重要的当事人不见了的话，对于这个事实的认定和核实，肯定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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