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秦时竹等人对此唯有报以苦笑，还没有发展到高级阶段，热钱已经涌进来了，而且还是不受控制的热钱，这是极其令人头痛的，投机资金的无序流动，必将摧毁一国经济，如果再没有监管，那就更是危险。
虽然话题的焦点在于水利建设，但经济核心特别是货币政策也是令人揪心的内容。
“水利建设的另一个隐含意义则是支出转移。”秦时竹见刚才的一番解释已经得到了众人认同，便说道，“各个地方目前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朗，有的富裕，有的贫穷，这是千百年来就有的，大体沿海沿江富裕，边境腹地贫苦，直接让富裕的拿出钱来支援贫苦之地，既不现实，也不理想”——清朝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富裕省份需要对贫苦省份进行协饷和接济，但事实证明，这个措施非常不理想。富裕的并不心甘情愿拿钱出来，要么拖延，要么找这样那样的借口予以回避，而穷省因为这个体制，也不会有着增加收入的积极性。
这件事，不要说清朝解决不了，便是共产党执政同样也难以解决，毕竟，没有哪个省份愿意无条件地去支援其他省区。短时间或者救灾、救急可以，长时期的救济，任谁都是疲倦和不满。所以，才有产业协同这个名词。
秦时竹素来要创造新词语，众人也是见怪不怪，岑春煊问道：“何谓产业协同？老夫原为封疆，一直为财政所苦，也深知某些人不得不重敛于民的苦衷，现在这么好的套路，一定要悉心学习。”
秦时竹大笑：“产业协同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只有针对性意义，简单说来，就是用造血替代输血！造血比输血麻烦，但是造血功能有了，可以源源不断地依赖自身强壮下去，不必奄奄一息等待他人救济。”
“我举3个方面的例子。第一是中央直接投资，拉动当地，这个法子见效最快，缺点是资金需求量大，比如，国策建设即将大力推进的铁路建设、水利建设，直接投资下去，钢材水泥或许当地没有，但其他材料，比如木材、石料总没有问题吧？只要有投资，就能拉动地方，当然，能不能形成造血功能还不一定，有些说不定是短期的；第二是中央搭桥，地方协同，这个法子比第一个慢一点，还需要中央配套资金，但是效果比第一个好。比如，战略物资生产，辽宁有炼油企业，但是原料需进口，现在甘肃有了玉门油田，到时候就可以用国内原油生产，只要油井能出油，当地就有了产业，炼油企业付的钱就到了甘肃老百姓的腰包，毕竟，采油的，修油井的不可能全从外面引进吧，但这个需要中央提供前期的勘探、考察费用作为配套；第三个是地方直接联系，利用产业上下游进行互补，比如，上海多纺织企业、多面粉企业，就需要由棉花、蚕蛹、小麦作为原料，光靠采购，一来不稳定，二来行情起伏太大，最好就是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直接去原料产地进行投资，建农场，河南、东北，都是农业大省，可以为上海提供农业基地，一方的产品有了稳定的销售，就可以用长期合作价格供应，扩大市场，不必为行情暂时起落而大伤脑筋，另一方获得了原料基地，自然也不必为原料短缺发愁，而且还可以锁定原料成本，当然，这个困难是非常大的……”
产业协同果真是一个大课题，在这个方面，北方实业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在托拉斯体系内，已经形成了全国能源、冶金、航运、电力等统一布局。当然，这种布局是企业自发行为，还没有也不可能上升到国家产业政策层面，因此，秦时竹的论调，其实是巧妙地为北方实业的存在和继续发展进行了根本性的辩护。
没有利润作为黏合，产业协同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如果光有利润黏合，没有政策推动，没有从国策建设的高度来加以扶持，也是无法维系的，毕竟，上下游的合作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市场、交通、信息乃至于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都会阻挠合作的建立，特别是中国人还不习惯契约社会，没有政策引导和扶持，根本就是举步维艰。北方实业之所以能够在全国顺理成章地推进，固然是因为家大业大，但背后的政治势力也是关键原因。各地方实力派、士绅、经济巨头、实业大亨当然明白秦时竹等人在这个中间的政治保证，凡是有项目，自然全力撮合，经营环境也是宽松无比，光是勒索或者其他超经济强制就不太会存在——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了。
是故，用国策来推动整合，实现产业协同，化企业自发行为为国家自觉行为便成为秦时竹等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势在必行的策略——毕竟，不可能靠一个北方实业打天下，更不可能永远依靠政治背景作为推动正常商业运作和经济交流的渠道。那样只会造成财阀政治和官僚资本的后遗症，这可是比各自为政还要麻烦。
在对待北方实业这件事上，内阁其他成员看到了北方实业一家独大的弊端，秦时竹等人看到了北方实业之外后继乏人的弊端，这两个弊端表面上是冲突的，但其实说穿了是一回事——正因为没有别的类似，才造就了北方实业的不同寻常。
话题被短暂岔开后，又回到水利建设的正道上来。
秦时竹道：“有关全国水利，还要请农林部做一个统筹规划，我有个不成熟的点子，主要分3个方面：第一，重点解决水患严重，容易造成重大灾情的水利工程，比如淮河、比如长江，这里的水利，主要是救人、减灾，对于堤坝要加固、加宽，对于水道堵塞、淤积的，要予以疏通，这些重点工程，可以与航运、发电通盘放在一起考虑，避免顾此失彼；第二，重点解决水源问题，在河套、山西、河南等容易遭受旱灾的地方，重点是解决水源，出路在于兴修水库，要求每个县修建一个水库，发挥调节作用，洪水来了蓄水，旱情来了放水，我不奢望靠一二水库能解决问题，但至少能够缓和；第三，农村基本水利兴修，主要是水渠、水道的修缮，难度不大，关键在于投入，困难在于范围广，涉及面复杂，操作困难，要求地方官务必相出办法，挑选容易见效的地方进行先行实施，只要让民众尝到甜头，就容易见效。”
秦时竹语重心长地说，“我见过科学院统计的资料，说水利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粮食产量的高低，丰年，水利完善比不完善的可以增收3成左右，灾年，水利完善比不完善可以减少损失5成以上——诸位，水利可是实打实的国策基础。”
众人均表赞同，只要农村稳定，哪怕生活苦一点，老百姓是不会造反的。历朝以来，那次农民起义不是因为天灾人祸无法生存而铤而走险呢？现在人祸这个方面已经因为共和革命而暂时缓解了，只有天灾需要克服，水利兴修，不见得完全防止天灾，但至少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只是……钱呢？”熊希龄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经过几轮，不仅今年的财政盈余已经全部见底，就是明年财政增收的部分也差不多划拉出去了，水利建设，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秉三兄，我就知道你会和我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