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丰会在这个日子记得我，他从没忘记过。但他也从来都抽不出身。他是家里的独子，他还有心蕾。心蕾也是外地人，没有了他，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所以他总是给我打很多的电话，从晚上五六点开始，隔一两个小时就来个电话，不厌其烦。问我几时下班，有没有买菜，在不在看春节联欢晚会，直到我不耐烦的再不接他的电话。
今年也是。
五点多的时候我开始接他的电话，接了两个，我就对他说：“谢丰，不要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他在记挂我，我很了解。
他在电话里半天没说话，就真的没再打了。
和东霖在一起两年，两个大年夜，他也是赶回家里去陪父母。他也是独子。他老家就在离省城不远的一个地区市，驱车来回五六个小时。他都是除夕的下午走，走之前会给我来个电话，只有两句话：“我走了，你自己好好过年”。
第一年他在大年初四才回的A市，我接到他电话的时候，还在上班。何丽她们照例把很多班推给了我，因为就我最空闲，不用走东家串西家。于是我连着加班，直到生病，却还在上班。
东霖那天难得的来商场接我下班，其实他也是刚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赶回的A市。
在地下停车场，我找到他的车，坐进去就闭上眼睛想睡觉。他立即觉察出反常，抬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你在发烧！”说完他就直接开车带我去了医院。
在注射室，他陪着我做皮试，看着我手腕上的皮肤鼓起老大一个包，当时就问护士药水是不是打多了。
那个护士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本来还对他和颜悦色的，听了他的问话，立即丢给他一个白眼：“你懂还是我懂？要不你来给她打？”噎的他说不出话来。
我头昏昏的，但还是忍不住“嗤嗤”的笑。
他托着我手腕，把它平平的放在手心里，皱着眉看着我笑，脸上有丝难堪的窘迫。
就觉得他掌心热热的，一整条手腕都滚烫了起来。
后来在输液室，一圈圈的椅子，很多的病人，周围几个竟然都是过年吃坏了肚子的人。我和他在个角落坐着，我还是头昏，人绵软无力，他就把我揽在了怀里。
医院的椅子都是单座的，我和他之间横着个扶手，硬硬的硌着我腰，我却在他怀里很快的睡着了。
醒过来时点滴已经打完了，针不知几时抽走的，东霖捏着我手，大拇指紧紧地按着棉球，上面渗着一点点血。
他看我睁开眼，对我说着：“你的血小板太少了，抽个针头都出这么多血。”
我只望住他笑，感觉头顶白白的日光灯都像太阳似的。
那是仅有的一次看见东霖对我流露出明显的关怀，觉的他虽然不爱我，但还是喜欢我的。但也就那一次，以后再没见过他那种样子。
我也再没在他面前生过病。
第二年的春节他回来的很早，年初二上午就回了A市，我也还是在上班，接到他电话：“我到家了，下午我来接你下班吧”
我一愣：“不用了，我自己过来。”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以为他又要到年初四才能回。
他接着说了一句：“你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