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吴身上难受，思绪是清晰的，他想着范鹏飞的九万块钱红包，他想如果杨书逸有九万块钱，那他就能读研究生了。这个想法和杨书逸是直是弯无关，也和杨书逸究竟喜不喜欢他无关，他觉得自己只是单纯地怜悯杨书逸，就像高中的时候他跑到老班办公室质问为什么杨书逸要坐“专座”，就像汶川地震之后他陪杨书逸为双亲立起衣冠冢。这种怜悯——绍吴甚至觉得这种怜悯与他爱他无关，就算他不爱他，他也还是会忍不住怜悯他。单是这怜悯，就足够他为他肝肠寸断了。
绍吴迎着风慢慢地走，脚步不稳。他走了很久，直到手机还剩4%的电量，他终于，在春晖小区门口停下。
小区的围墙已经被喷上大大的“拆”字。果然就要拆了。
学校外面的夜市没有了，松溉街上的麻辣烫小店没有了，现在连春晖小区都要拆了。虽然永川还是永川——但那些他们一起去过的地方，都渐渐地，像5·12那天倒塌的旧墙一样，化为废墟，化为粉末。
绍吴坐在春晖小区门口，十二点一刻，他拨了杨书逸的号码。
他又忍不住了。
好一会儿电话才被接起，杨书逸的声音有些柔软，显然是被吵醒的：“哪位？”
“是我，绍吴。”
“……嗯，怎么了？”
“你家要拆迁了？”
“对，四五月份吧。”
“婆婆他们的住处找好了吗？”
“找好了，就在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
“哦，那就好。”然后，然后该说什么呢？
“……”
两人谁都不说话，像一场奇怪的对峙。
半晌，还是杨书逸开口：“你喝酒了？”
“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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