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离席只不过是那一场浩大宫宴的边边角角，而至于政事，在姜越那夜目送他黯然离去后，也依旧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张岭借新政之机提出“改学”，谏言树立新风，要令天下人懂法守规，故而大规模兴建张氏业下的律学学堂。裴钧多次上表反对，并在朝堂上与张岭你来我往地相互攻讦，姜湛却以为多修学堂无伤大雅，也无非为学，在治学上，就并不制止张岭一家独大的局面。于是，裴钧只好带领翰林一部分崇尚自由学风的官员提出修订全国范围的教本、教义，主张律学是诸多学科之一，不应独树于众科之上，并在京中设讲坛、开议市，以金银换谏言，主张天下学子畅所欲言。
此举被朝中自诩清流者讽刺为煽动人心的奸佞之行，甚言裴钧要让天下人都来教皇上做事，简直是心怀鬼胎。这一时让裴钧与姜湛的关系在和亲之事后更见微妙。
改革阻力和政治压力，在姜湛的摇摆不定中尽数积压在裴钧的背脊上。裴钧承受着所有不予理解的骂名。自礼部始修教义后，地方书院不再能够用以往刻板的教条来束缚考生，愿意花钱在的人益发少了。这叫地方乡绅荷包渐空，满腹怨言，继而导致裴钧对寺子屋和吏治、税法的改革完全无法在乡镇实行。
朝臣们等着看他的笑话。朝中除却六部主心骨外，面对日复一日的嘈杂舆论，也无人再想支持他的决议。每一次的谏言，不过是在一众朝臣的口舌间推来推去。
如此，来来回回的政治游戏一直随同新政走到了元光十三年。春潮之后，盐民反了。多个地域一同响应，打出个旗号来：贪官污吏必须死。
新政为的是安抚生民、积攒国库，盐民一反直如釜底抽薪，十足十地表明了新政的败落。
薛太傅引咎辞职，张岭一病不起，裴钧无奈之下披袍入阁，替了太傅的位置，借由“新政”的壳子，再顶下了更多的辱骂，开始了一场历时五年的，由他自己引领的变革。
从这一刻起，时间像是忽然被塞入了疾行的马车中，霎时变得飞快；窗外的景色也遑遑飞过，那些遗忘了或难忘的，都像是流水般从指缝溜走。
在军事上，裴钧为防前朝拥兵叛乱的先例，一再地加强着中央皇权对地方军的管控；在政事中，他开始极力打压蔡张，借贬谪蔡飏来掣肘蔡延，又把张三从法司转出为翰林院士，只做文职，并不许国境内修建一切张家学堂，已有的也尽数拆毁，违者以操控人心为由严惩不贷。
至此，内阁多为撰写诏书与议事的所在，票拟的权与利随之弱化，渐渐，更多的取舍和操控权就都掌握在了姜湛这个皇帝的手里。
裴钧善于与姜湛商讨。他教授姜湛如何思考、分析，如何得出政见，也教授姜湛如何发号施令。待姜湛有了自己的取舍，他便开始更放心地南下北上，去看更真切的天下人间，去看南疆北土的征战不休和流民遍野。
他走后，姜湛在宫中惶恐不安。失去了身边人庇佑的姜湛每一日都怕有人暗害。于是裴钧就每日都写信回宫，从不间歇，一是要把天下民生写给那天宫里的皇上看看，二是想让姜湛每日有信可期，能心安一些。
然而信件寄出后，他看了姜湛的回信才知道，原来姜湛往往十天半月都收不到信，或是忽有一日能收到十天半月里所有的信。这便意味着驿递不通、官道不畅。于是裴钧便想到政令被阻、下情不可上达，必然也有此原因。因此，他逐条清查，一举取缔了沿途官道的勋贵垄断，不允许地方盘剥克扣，并整饬了驿递制度，在每条要道上十里置一“铺”、六十里设一“驿”，增铺长、驿丞二值，专事通达驿递。
此举令姜氏皇亲大为不满，京中讨裴之焰熊熊燃起，可适逢晋王休战回京，又有了战功，朝中的言论也不知何故渐渐变成了盛传晋王要造反，竟也消弭了那些声讨裴钧的叫喊，直至第二年晋王再度出征，这火才又暗暗地燃回来。
裴钧不让勋贵揩油，勋贵便捏着钱不让裴钧变法。这时裴钧才终于醒悟，原来他的改革没法真正地实施，是因为国家的钱一直以来是被反对他的人捏在手里的。
没有钱，就没法改革。
在接连数次为水利筹款失败后，他在忠义侯府的书房中枯坐数夜，乌发落了两手。就在京中官场讥笑着相传裴子羽这回终于死心的时候，他冲出府门，将方明珏与闫玉亮不由分说地塞上马车，让他们跟他一同去看看天下民生的惨况，万分恳切道：
“朝中讥讽此策之臣，不知天下慌乱、百姓饿死，盖如晋惠帝言‘何不食肉糜’者，若非蒙蔽，便是昏聩，皆不可取！税赋是从百姓身上取来的，就该用到百姓身上去。师兄，明珏儿，你们帮帮我。”
闫、方二人在他的努力说服下，终于与他一起展开了对国库的长期规划。他们开始层层排布人手，隐瞒各级税务，从各地漕运中匀出各种比例的银粮，转化为钱财、物资，用在了值得使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