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任何一個人往內陸與海外的書信，早有人自發的替我們嚴加審查過，這一點無須擔心。你可以質疑一個諜情工人員的原子物理學素養，但是必須承認，他們在密碼學上的造詣遠勝過我們。所以這一點，不用擔心。”
和徐少謙對話後，楚望卻陷入了別的思考。
原來早有諜情工作者插手研究室投寄往外的信件，甚至包括她的？
她搖搖頭。不至於吧？
想了想，問道：“你說的，那些諜報工作者……是哪一國的？”
“哪一國都有，”徐少謙輕聲笑道，“英國，日本，蘇聯，南京政府，投靠南京的東北……或者別的力量，都有。至於哪一邊知道的比較多，這就不在我的學術範圍內了。”
——
近來在歐洲名聲大噪的，卻不僅僅物理學研究院的三人。
率先在上海日報占有一席之地的，是林允焉女士。
上面用小小篇幅寫道：上海博世大學名譽校長林俞之女允焉，於巴黎寫就短篇小說《我的母親》。小說用俏皮生動的口語化語言講述了一位衝破舊式家族樊籬的新式中國女性，與一位政法留學生相知相戀於東京，卻因家族紛擾不得不常年分隔兩地，不通書信，卻終在巴黎相聚，令人嘆惋咋舌的故事。這篇小說以法文寫就，筆者自序稱：“筆者的母親正是筆者的法文開蒙老師，本文也絕大部分取材於生活。”《我的母親》一經出版，深受法國人喜愛，幾乎已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如今中文翻譯再版，刊載於上海《小世界》雜誌第三、四期。
沒隔幾天，真真托人從上海帶來《小世界》第三、四期的同時，上海日報又用大篇幅報導了另一則新聞。
上海大學名譽校長斯應長子言桑，於倫敦寫就英文短篇小說集《歐洲情書》。該書以戲謔的語氣，講述了近三十年來諸多留學歐洲的中國學子，與他們中國舊時“姻親”之間的故事。其中不乏有留學前已訂婚或成婚的，甚至中國妻室已為他們育有子女的；有離開故土信誓旦旦“畢業回國成婚”的，亦有“過幾年接你與孩子來法國”的。然“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書中寫道“青年男子，多帶著‘自由戀愛無限崇高’的新思想，來了歐洲這自由戀愛的發祥地，行為甚至比歐洲人更開放。男女關係複雜，令歐洲人也側目。”小說初在《格蘭橋》連載，便震驚英國，歐洲人無不譁然。
本著拜讀拜讀允焉小姐處女作的心情，無意之中，兩相對比之下，第二則報紙令真真與彌雅都發笑不已。
二姐姐在巴黎正大肆鼓吹“新式女性衝破牢籠，追求自由平等的浪漫愛情”，這邊斯先生便在倫敦更大力度的揭露歐洲大陸上——所謂中國學生的“自由戀愛”真實而醜陋的面貌。
彌雅與真真幾乎笑出眼淚。彌雅說：“斯先生可真是夠解氣的。”
“Mère，這是我學會的第一個法語單詞，是由我的母親親自教導我念的，”彌雅笑著念那篇《我的母親》，“媽媽——所有初生兒學會的第一個母語詞彙。而我卻不然。法語賦予我第二次生命，再次醒來，我看見我的母親，教會我叫她的名字。而她，卻不能擁有一個完整的中文名與姓。周女士是她唯一的中文稱呼。她與我父親是合法的新式婚姻，由日本法律承認的，中國法律卻不能賜予她我父親的姓氏……”
緊接著，真真又翻開《歐洲情書》，念第一則故事的結尾：
“……王先生在慟哭。這種哭法，和他以絕食作為要挾，逼迫父母親讓他離開中國返回法國那年沒有任何區別。旁人笑著問：‘王先生，你哭什麼？你在法國呆了七年不肯回國，一回國父母囚著你不肯走。有給你帶來一百塊資助你乘船離開，你無比同情的從這一百塊里勻出五塊錢給她，算是人道補償她十幾年前的盲婚啞嫁，還不算補償麼？’王先生哭的更撼天動地說：‘這筆錢，是她暗地裡托人送來給我的，卻貧困至死都沒將此事告知於我。這就是傳統的中國女人啊！……她等了我十幾年，那麼想留下我，可卻是她幫我離開了她。’那人笑道：‘快回家吧，你家中有新式自由的太太，有新式自由的太太教導出來的能歌善舞的孩子在等你。她一定比她漂亮且學富五車，她會念五國語言，她甚至也還不知道，風度翩翩的你曾經竟為一百塊錢而如此困窘過。’那人說罷，笑著走了，不肯在看他一眼。王先生止住哀慟，思之亦然。忽然就忘了上一秒為什麼傷悲。下一秒，擦擦眼淚，又高高興興腆著肚皮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