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一九一七年的北京大學，蔡元培剛主政不久，正在援引人才，各種改革措施紛紛出台，英美派和太炎門生的矛盾還不怎麼彰顯的話，經過五四運動，隨著更多的英美留學生進入北大，這種矛盾，和由矛盾而引起的鬥爭，就一天甚似一天了。因為北大老人中，還有一部分是留學法國的，而這些留學法國的，和留學日本的，有著同一淵源（好些是先去日本後去法國），因此有些書上，將英美派與太炎門生的矛盾，擴大一點稱作與法日派的矛盾。通俗一點，也可說是新派與舊派。
魯迅一進入北大，以他的留學出身，師承，還有籍貫，很快便和太炎門生們打成一片。他本人就是太炎門生。對新派人物取怎樣一種態度，也就不難想見了。其時北大舊派的勢力還是相當大的，只能說新派對舊派造成一種心理上的威脅，卻不能說新派主動對舊派施以攻擊。至於舊派對新派的攻擊，周作人晚年談到蔡元培時是這樣說的：
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學校裡邊先有人表示不滿，新的一邊還沒有表示排斥舊的意思，舊的方面卻首先表示出來了。最初是造謠言，因為北大最初開講元曲，便說在教室里唱起戲文來了，又因提倡白話文的緣故，便說用金瓶梅當教科書了。其次是舊教員在教室中謾罵，別的人還隱藏一點，黃季剛最大膽，往往直言不諱。他罵一般新的教員附和蔡孑民，說他們“曲學阿世”，所以後來滑稽的人便給蔡孑民起了一個綽號叫做“世”，如去校長室一趟，自稱去“阿世”去。知道這個名稱，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諸人，魯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見諸書簡中，成為一個典故。（《知堂回想錄》第523頁）
新派對舊派心理上的威脅，最典型的例子該是劉半農的留法讀博士了。周作人也有記述：
現在要講劉半農，這也與胡適之有關，因為他之成為法國博士，乃是胡適之所促成的。我們普通稱胡適之為胡博士，也叫劉半農為劉博士，但是很有區別，劉的博士是被動的，多半含有同情和憐憫的性質。胡的博士卻是能動的，純粹是出於嘲諷的了。劉半農當初在上海賣文為活，寫“禮拜六派”的文章。但是響應了《新青年》的號召，成為文學革命的戰士，確有不可及的地方……可是英美派的紳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諷，使他不安於位，遂想往外國留學，民九乃以公費赴法國。留法六年，始獲得博士學位，而這學位乃是國家授與的，與別國的由私立大學所授的不同，他屢自稱國家博士，雖然有點可笑，但這是可以原諒的。（《知堂回想錄》第358頁）
魯迅的幸與不幸(2)
這兩則資料很有意味。周作人的書，寫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對胡適的態度不能不受時局的影響，他本人是太炎門生，筆下不會不有所倚側。稱劉半農為博士是同情和憐憫，稱胡適是嘲諷，這心態先就不對。除去這兩點，應當說所記基本是實情。至於說英美派紳士即胡適等人，看不起劉半農且明嘲暗諷，怕言重了。心裡看不起，臉上或許會不屑，言語上怎樣傷害，想來不會吧。他們的存在，他們與日俱隆的聲譽，對劉半農這樣沒有留學經歷，且與太炎門生們過從甚密的教授，無形間就是一種巨大的壓力。
再就是，劉半農不前不後，恰於“民九”即一九二○年赴法留學，也是很值得玩味的。五四運動的熱鬧勁兒過去了，要在北大這樣的學術重鎮生存，憑靠的不是一時的痛快，而是學術上的建樹，這樣的情勢之下，劉半農就不能不考慮自己的資歷了。就是英美派紳士不明嘲暗諷，自己還不知道自己的本事嗎？只能說劉半農是個有上進之心的人，是個能與時俱進的人。這一點，他比那些太炎門生們，要高明多了。這與他當時年齡不太大也有關係，劉半農當年不過二十九歲，與胡適同年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