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侃的心態就是魯迅的心態，劉半農的處境就是魯迅的處境，還沒有進入北大，魯迅的心態和處境，已大致確定了。這是我們事後的分析，當時魯迅怕是懵然不知的。
經過四個月的準備，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魯迅高高興興地踏上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講堂，講起他精心準備的中國小說史了。
這就是魯迅的不幸。沒有趕上昔日的輝煌，卻恰好承擔了今天的艱窘。好在他是有大本事的，自負與才學讓他一時還感受不到歷史的冷落。已然掀起的新文化運動，更讓他興奮不已，一展雄才，此其時矣。只有當豪華落盡之際，才會感到歲月的無情，人生流轉的無奈。
以上只是就北大的情形而言，若是放眼那個大的時代，對魯迅的處境，就可以看得更清了。
新文化運動的起止時間
這就要說到中國了。
中國學術界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說什麼都含含糊糊，似是而非。比如五四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這些概念，就沒有明確的定義，至少它們的異同，各自的起止時間，就沒有準確的界定。還有的，一說就是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運動，就更含糊了。我的看法是，五四運動包含著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又超出了五四運動的時間，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應當是一個概念，只是說新文化運動時省略了“五四”兩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