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最初10年的後期，這場生機勃勃的反傳統運動之物質的與精神的中心就是國立北京大學。1917年秋，胡適入北大文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1916年年底以後，蔡元培（1868—1940）任北大校長，他為把北大提高到其學術上和思想上的傑出地位做了重大貢獻。他的願望是把北大建成一所真正自由的學校，一所能容忍所有觀點的學校。由於他本人就是某種意義上的激進派，一位轉向革命的古典學者，所以毫不足怪，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成了懷疑派和反抗者的聚集之地。1917年陳獨秀（1879—1942），這位受過日本和法國教育的《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和主編，被任命為文科學長。李大釗（1889—1927）與陳獨秀一起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早期中國皈依者。1918年初，他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後來入法學院。教授語言學的錢玄同（1887—1939）是一位古漢語語言學家，章炳麟的門徒，他自稱自己是“錢疑古”。他也是最早湧現出來的和最熱情的新文學支持者之一。在北大的教員中還有受過英國訓練的社會學家陶履恭（字孟和，1887—1960）以及在日本接受過教育的政治家高一涵（1885—？）。在北京的還有，既在北大教書又是與北大集團來往密切的作家周作人和比他更有名氣的兄長周樹人（魯迅），周作人是位相當有才華的散文作家。在1917到1920年之間芸集北京的正是這批非凡的青年人。26歲的胡適是其中最年輕的人物。但是，他那無可懷疑的受過西方教育的歸國學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與《新青年》的聯繫，都標誌著他是這個雖然規模較小但卻條理分明，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他知道，無論他說什麼都會引起人們的關注——至少在那些日子裡——也會得到人們恭敬的聆聽。（《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85—86頁）
這個稍嫌冗長的敘述，畫出了一幅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將帥圖。蔡元培是當之無愧的主帥。對陳獨秀的作用，雖著筆不多，將他列為蔡元培之下第一人，卻是恰當的。《新青年》的創辦人和主編，北大文科學長，這兩個身份點到了，也就足以說明他的作用。李大釗、錢玄同、陶孟和、高一涵、周作人、魯迅，一個個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驍將。而胡適，卻是這個“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
關於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發動者，或者說是主要責任人，陳獨秀和胡適之間，曾有過一次沒有交鋒的論爭。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中國文化界發生過一場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將參戰的文章輯為一書，名為《科學與人生觀》，成書前請陳獨秀和胡適分別寫了序。陳序寫於同年十一月十三日，胡序寫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這時兩人都在上海，胡看了陳的序後，有不同意的地方，寫了篇《答陳獨秀先生》讓陳看了，陳寫了篇《答適之》，這兩篇小文章，作為“附註”附在兩篇序文的後面。相互辯駁的文章，一個最大的遺憾是，若不能無休止地辯駁下去，截止的一方，多少總會占點便宜。這次的情況恰是這樣。為書寫序，書出來了，就等於辯駁停止了。陳獨秀的《答適之》寫在胡適的《答陳獨秀先生》之後，就占了這樣一個便宜。文中他說：
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