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要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
這樣的話，胡適看了肯定不受用的，可是書出來了，辯論停止了，也就沒辦法了。這不受用存在心裡，總有一天要了結的。胡適這個人，只要他認為有道理的，遲早總要說出來。他要說的道理，總有地方可以說。
不到一年，機會來了。一九二四年八月間，為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寫導言時，便把他的這股不平之氣放了出來。文中引用了陳獨秀上面那段話之後，接著說：獨秀這番話是站在他的經濟史觀的立場上說的。歷史事實的解釋不是那麼簡單，不是一個“最後之因”可以解釋得了的。比如一千一百年前的臨濟和尚和德山和尚的門徒們，在他們的禪林里聽講，忽然不用古文，而用一種生辣痛快的白話文來記錄他們老師的說話，就開創了白話散文的“語錄體”。這件史實和“產業發達，人口集中”有什麼相干！還有明清以來一些文學流派的發達，也和產業的發達與否，人口的集中與否，沒有什麼因果的關係。於此可知，文學史上的變遷，“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語），其中各有多元的，個別的，個人傳記的原因，而不能用一個“最後之因”去解釋的。
在分析了白話文運動起來的各種原因之後，胡適一點也不抹煞個人在這一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他借用陸九淵的一句話，說是：“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靜、陸子敬，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意思是，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大點兒說就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有他胡適的參與和沒有他胡適的參與，是不一樣的。這也正是一九一七年他離開美國前，在日記中引用前人的話所表達的心志：我們這次回來了，事情就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