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如果說在魯迅的一生中，對新文化運動，對新文化運動人物，態度或者說是立場有所轉變的話，不是去了上海之後，而是去上海之前多少年，已經完成這個轉變了。
嚴格地說，也不叫什麼轉變，只能說是跟新文化運動的幾個主要人物，也就是跟新文化運動陣營鬧翻了。可以這樣說，跟胡適、陳獨秀他們一起辦《新青年》時，是那個魯迅，鬧翻了還是那個魯迅。後來到了上海，跟共產黨走到一起，成了共產黨在文化戰線的主將，也還是那個魯迅。只是時勢不同，氣味相投的人也就不同，合作的人也就不同。
有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魯迅。怎麼可能呢。魯迅是個很有個性的人，那麼大歲數了，誰也利用不了。是他自己願意那麼做，是他需要那麼做。
前面說到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大將時，我加了“前期”這個詞兒。這是非常重要的。
說魯迅是新文化運動前期的大將，意思是說，到了後期，他已經不是新文化運動的大將了。他跟新文化運動的幾個主要人物鬧翻了，也就脫離了新文化運動的陣營。如果此後他只是當他的官，當他的教授，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與謀，各自相安無事，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人各有志，不能說當官不是為社會服務，純粹搞學問不是為國家作貢獻。
新文化人物強有力的批判者(3)
這一點，中國的魯迅研究者們，幾乎都沒有發覺，美國學者J.B.格里德幾乎是輕易地就看出來了。在《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一書中他說：
從一開始，魯迅在氣質上就是個局外人，最終他成了一個新文化人物強有力的批判者。（《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第318頁）
“青年必讀書”中的暗鬥
孫伏園敲響了開場鑼鼓
孫伏園不愧是個辦報的高手。
在晨報社辦《晨報副刊》，辦得生龍活虎。到了京報社，等於是投奔了敵對陣營，更要盡心竭力，要不京報老闆會認為他身在曹營心在漢，掙京報的薪水不給京報辦事。這是從消極的方面說。
從積極的方面說，離開晨報是出於無奈，也可說是一種屈辱，京報老闆邵飄萍接收了他，等於是給了他一份榮耀。你晨報不用我嗎，別的報紙還請我來呢。既然來了，就要露一手。作為一個辦報的老手，雖說年齡不大，經驗還是足夠的。他知道，要辦好《京報副刊》，必須一炮打響，而要一炮打響，就必須一創刊就引起轟動，至少也要一下子就引起人們的關注。最重要的是爭取讀者。當年的讀者，全是讀書人，讀書人聚集的地方，當然是學校了。學校里有教師，也有學生。學生的人數肯定比教師多，那就得在學生身上打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