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沒有《青年必讀書》的寫作時間。
那麼《青年必讀書》是什麼時候寫的或填的呢？
我的看法是，只會在二月十六日到二十日之間的某一天。
查《日記》，二月十六日即徐志摩《再來跑一趟野馬》刊出的當天，“夜……伏園來”。第二天，“下午伏園送來譯文泉卅”，十八日“下午寄伏園信並稿……夜伏園來”。而三天中，十八日的可能性最大。以常情推斷當是，十六日徐志摩的文章出來，孫伏園晚上來到魯迅家，催他填“青年必讀書”的票，魯迅沒有當即填寫，十七日送譯文的稿費時又催了一下，魯迅答應明天一定填起，這樣十八日晚孫伏園來了就拿上了填起的票。
這可讓魯迅作難了(3)
再一個確鑿的證據是，徐志摩在《再來跑一趟野馬》中說，“我想起了胡適之博士定下的那一十本書目……碰巧那天我在他那裡，他問我定的好不好”，“十本里有九本是我不認識他的”。也就是說，徐志摩是在看到胡適刊出的書目之後才寫他的文章的。胡適的書目二月十一日刊出，徐志摩的文章最早也是二月十一日下午以後寫的。考慮到徐文中的口氣“我想起了……”，還應當再遲兩三天才對。這麼晚寫出的文章，“以收到先後為序”發表，排為“五”號，二月十六日刊出。魯迅的答卷排為“十”號，二月二十一日刊出，其寫作時間怎麼會比胡適的答卷刊出的日期還早呢？
不管怎麼說，魯迅在《青年必讀書》上添加的日期，是不可信的。可以肯定，是在看了胡適、梁啓超、徐志摩的答卷之後才寫的。看了那些答卷，情緒上就不會不受影響。
魯迅填寫的那些話，既然是衝著胡適、梁啓超，甚至徐志摩來的，就不能說不是意氣用事，不能說不是“憤激之辭”。當時就有人指出這一點，參看前面提到的那些指責文字不難明白。
對這樣的指責，魯迅是很在意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間在廈門，聽說他的雜文集《墳》在北京印到一半的時候，特意寫了一篇《寫在〈墳〉後面》寄去，作為該書的後記。其中說：
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魯迅全集》第一集第286頁）
於此可知，所以添加那樣一個日期，正是要避開這個“憤激之辭”的指責。
魯迅真的反對讀中國書嗎(1)
回答只能是不。
他自己就是讀中國書長大的，他的學問也是讀中國書得來的。平日買書，也是買中國書多。且看一九二五年他的書帳：
共買書七十八種。其中中文書寫，所涉又是中國事的四十八種。日文書，包括譯成中文的日本書，二十五種。英文書一種。以百分比來說，中國書占65%，外國書占35%。若考慮到外國書一種是一冊，而中國書一種常是數十冊，比如這一年他買的《別下齋叢書》一種就四十本，《佚存叢書》一種就三十本，中國書占的比例還要更高些。
買了書總要看，就是不看也要翻翻的，就是不翻也是備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