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開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胡適開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附存目錄》，只能說是一簡一繁，不能說是兩本書。梁啓超開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胡適同。
魯迅開的《世說新語》，梁啓超開的書目里有。
魯迅開的《論衡》，胡適開的書目里有，梁啓超開的書目里也有。
魯迅開的《抱朴子》，胡適開的書目里有，梁啓超開的書目里也有。
也就是說，魯迅開的書目，和胡梁二人開的書目，並無質的不同。公道地說，魯迅開的書是很精闢的，針對性很強，很適合一個剛上大學中文系的學生的閱讀量。而胡適的確實是太濫了，若說是針對廣大青年學生，還是梁啓超的好些，量不是很大，針對性也還不偏。
魯迅真的反對讀中國書嗎(2)
在“青年必讀書”應答中，我們只能說魯迅的心態不是很正常，多多少少，有意氣用事的成分。
這種事不能開了頭，一開了頭就沒法收拾了。回過頭來反省的可能很小，只會越來越往極端里走。沒辦法，人生就是這麼複雜，這麼微妙。
閒話事件中的糾纏
周作人首先發難(1)
一九二六年春天發生在北京文壇上的“閒話事件”，魯迅並不是主力。
主力是他的弟弟周作人。其時兄弟已經失和，但在對付英美派上仍是同心協力的。
再大的事件，也多是由小事引起的。這次事件也不例外。閒話事件是由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一篇《閒話》引起的。
陳是《現代評論》的編輯。從創刊起（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就在刊物上寫一種隨筆類的文章，很隨意，當下有什麼話題就說什麼，沒有當下的話題，就談點往事，羼雜點朋友間的交往什麼的。有時一篇之中分成三兩段，一段談一個話題。
最初還是有篇名的，比如創刊號上的就叫《“非列士第恩”》。“閒話”這個總括性的題名，也不是他先叫的。是張奚若先叫的。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出版的第一卷第十九期上，首次出現《閒話》的篇名，署名奚若，就是張奚若。張接連寫了三期，到第二十二期，同是《閒話》，署名就成了西瀅。從此以後，這個總括性的題名，就成了一個欄目，由陳西瀅獨自寫下去。每期也不再起什麼題名，就直筒筒地叫《閒話》。
寫了半年，越寫越油了，過去還多談時政，大概接受了魯迅攻擊的教訓，儘量避開時政，寫些較為輕鬆的東西，談談藝術啦，人性啦什麼的。該出事的時候，還是要出事的，怎麼避都避不開。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現代評論》第五十七期上，有篇《閒話》，是談法國文學家法朗士的，後來出版《西瀅閒話》時就改叫《法朗士先生的真相》。這是一篇專談法朗士（France）軼事的文章，寫得很滋潤，也很風趣。比如談法朗士的文字風格和他是怎樣修改文章的：
法郎士的散文像水晶似的透明，像荷葉上露珠的皎潔，是近代公認為一時無兩的。他的功夫可大了。孛封（Buffon）的名言“天才是無限的耐心”，法郎士雖然對白郎教授談話的時候竭力的否認，他自己的作品就是極好的證據。他同孛崔生說他同雷南(Renan)一樣，每篇文得改六七遍，才像他自己的作品。他說：“想像力我是沒有的，耐心我可不是沒有的。”“我很少得到靈感的助力。我的筆沒有抒情的力量。它不會跳，只會慢慢的沿著道兒走。我也從不曾感到過工作的沉醉。我寫東西是很困難的。”他寫了一些東西便付印，付印後得校對五六道，先修改它的字句，再去掉一切多餘的字句，然後他用剪子把所有的句子都剪破了，再好像玩著練耐心的玩意兒似的，把一句句的句子來配對，配好了又拆散，又找另外的匹配，單一節文章他就造起了三十遍。末了他喊道：“勝利了！收尾的句子現在變了開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