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點胡適是說對了，那就是，因為陳西瀅揭發了魯迅學術著作中有抄襲的嫌疑，這讓魯迅與陳西瀅結下死仇，也和現代評論派結下了死仇。現代評論派的一彪人馬大都參加了新月社，魯迅也就和新月社（新月派）結下了死仇。
直到十年之後，魯迅的這個氣還沒有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里再次舊事重提，雖歷經十年之久，魯迅的仇恨卻是歷久彌新，沒有一點減弱的意思。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里，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我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復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閒話》里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里去了。（《魯迅全集》第六卷第450—451頁）
關於“剽竊”的辯駁(3)
再怎樣辯白，再怎樣義憤，不說明，不出注，總是不對的，至少也是欠妥的。從這樣的仇視上，也可看出魯迅對這件事是怎樣的在意。
在《西瀅致志摩》中，還有幾句讓魯迅大為惱火的話。可說是戳到了魯迅的痛處：
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為他有了一面大鏡子。你聽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子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
話是難聽了點，但和魯迅後來多次標榜過的自己寫作的宗旨也還相差不大。魯迅不是常說自己怎樣勇於解剖自己，怎樣要引起療救的注意，在給尤炳圻的信中曾說“還要揭發自己的缺點，這是意在復興，在改善”。解剖自己，揭發自己的缺點，不就是把自己的缺點昭示給世人，以為警誡嗎？陳西瀅說“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不過是一種形象的說法，或者說是一種嘲諷的說法。
面對這樣善作婉諷，而實則如利刃錐心的對手，魯迅也不能示人以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