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在寫文章上是很自負的，獨獨對胡適的文章很是佩服，在他看來，能用那樣輕鬆的白話文，把道理說得那樣清楚，是很不容易的，幾乎可說並世沒有第二人。
這樣看來，清楚，明白，通暢，可說是胡適文章的顯著特點。確也是的，讀胡適的文章，給你的感覺是，沒有說不清的道理，除非他也不懂的，沒有表達不清的感情，除非他也沒有的。這樣的文章，看起來容易，實際是很難的，沒有紮實的知識，沒有清晰的思想，沒有對自己的自信心，沒有對社會的責任心，是寫不出來的。當然，也不必諱言，胡適的文章，多是思想的辨析，文采上感情上，有他的欠缺。梁實秋在《談志摩的散文》中對兩人的文章做過比較：“胡先生的文章之用心，偏向于思想處多於散文藝術方面；志摩的用心，卻大半在散文藝術方面。”
還是看看胡適的文章吧。《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胡適的一篇名作，發表之初就受到李大釗等人的質疑，後世受到的非議就更多了。是他一九一九年七月寫的，屬他早年的文章。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
一開頭先說，不久前他在《每周評論》里說過，現在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在社會的需要麼？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這些話，引用的是《每周評論》上的原文。
接下來說，他的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的幾家安福部（一個親日的政治派別，也叫安福系）的報紙上，還有日文的《新支那報》上，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他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可分三層說，便是：
第一，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