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東西文明真正的區別了。東方文明是建築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築在機械力上面的。有一個美國朋友向我說:“美國每個男女老幼有二十五個以至三十個機械的奴僕替他當差,但是每個中國人只有四分之三的機械奴僕替他服務。”還有一個美國的工程師說:“美國每人有三十五個看不見的奴僕替他做事。美國的工人,並不是工資的奴隸,而是許多工具的頭目。”這就是東西文化不同之處。它們原來不過是進步之程度不同,後來時日久遠,就變為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了。(《東西文化之比較》)但每一種新發展,不能孤立,必定有他的文化背景,必定是那個文化背景的產兒。埋頭做駢文律詩詞賦八股,或者靜坐講理學的智識階級,決不會產生一個佛薩利司(Vesalius),更不會產生一個哈維(Harvey),更不會產生一個巴斯脫(Pasteur)或者一個郭霍(Koch)。巴斯脫和郭霍完全是十九世紀科學最發達時代的人傑,是不用說的。佛薩利司和哈維都是那十六七世紀的歐洲一般文化的產兒,都是那新興的醫科大學教育的產兒,他們都是義大利的巴度阿(Padua)大學出來的。那時候,歐洲的大學教育已有五百年的發展了。那時候,歐洲的科學研究早已遠遠超過東方那些高談性命主靜主敬的“精神文明”了。其實東方文化的落後,還不等到十六七世紀,到了十六七世紀,高低早已定了,勝敗早已分了:我們不記得十七世紀初期利瑪竇帶來的新天文學在中國已是無堅不摧的了嗎?我們的科學文化的落後還得提早兩千年!老實說,我們東方人根本就不曾有過一個自然科學的文化背景。(《〈人與醫學〉的中譯本序》)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以吾所見言之,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歸納的理論;二曰歷史的眼光;三曰進化的觀念。(《胡適留學日記》)擾亂也是最大的仇敵。太平天國之亂毀壞了南方的精華區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復。近二十年中,紛亂不絕,整個的西北方是差不多完全毀了,東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殘破之區、土匪世界。美國生物學者卓爾登(David Star Jordan)曾說,日本所以能革新強盛,全靠維新以前有了二百五十年不斷的和平,積養了民族的精力,才能夠發憤振作。我們眼見這二十年內戰的結果,貧窮是更甚了,疾病死亡是更多了,教育是更破產了,避兵避匪逃荒逃死還來不及,那能辦教育?租稅是有些省份預徵到民國一百多年的了,貪污是更明目張胆的了。(《中國評論周報》本年一月三十日社論說,民國成立以來,官吏貪污更甚於從前。)然而還有無數人天天努力製造內亂!這是我們的第五大仇敵。(《我們走那條路》)我特別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一個名詞,因為我要避掉“社會主義”一類名詞。“社會化的經濟制度”就是要顧到社會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經濟制度。最近幾十年的世界歷史其一個很明顯的方向,就是無論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或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財產權已經不是私人的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了。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是一切經濟制度的基本條件。美國、英國號稱資本主義的國家,但他們都有級進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前四年的英國所得稅,每年收入一萬鎊的,稅要抽百分之八十,而每年收入在二百五十鎊以下的人,只抽百分之三的所得稅。同年美國所得稅率,單身人(沒有結婚的),每年收入一千元的,只抽一百零七元;每年收入一百萬元的要抽八十九萬九千五百元,等於百分之九十的所得稅。這樣的經濟制度,一方面並不廢除私有財產和自由企業,一方面節制資本,徵收級進的所得稅,供給全國的用度,同時還可以縮短貧富的距離,這樣的經濟制度可以稱為“社會化的”。此外如保障勞工組織,規定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用國家收入來救濟失業者,這都是“社會化”的方法。(《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
胡適的社會理念(2)new
數日前余演說吾國婚制之得失,余為吾國舊俗辯護,略云:吾國舊婚制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擇偶市場求炫賣,亦不必求媚人悅人之術。其有天然缺陷不能取悅於人,或不甘媚人者,皆有相當配偶。人或疑此種婚姻必無愛情可言,此殊不然。西方婚姻之愛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國婚姻之愛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訂婚之後,女子對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聞人提及其人姓名,伊必面赤害羞,聞人道其事,伊必傾耳竊聽;聞其有不幸事,則伊必為之悲傷;聞其得意,則必為之欣喜。男子對其未婚妻,亦然。及結婚時,夫妻皆知其有相愛之義務,故往往能互相體恤,互相體貼,以求相愛。向之基於想像,根於名分者,今為實際之需要,亦往往能長成為真實之愛情。(《胡適留學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