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恨》這個戲的初稿是齊如山根據明代董應翰所寫《易鞋記》傳奇改編的，劇名仍叫《易鞋記》，原稿有三十九場。“九?一八”後我移家上海，找出這個本子，打算上演，大家琢磨了一下，感覺冗長落套，就刪節了不必要的場子，並且由大團圓改為悲劇。我們的意思是要通過這個戲來說明被敵人俘虜的悲慘遭遇，藉此刺激一班醉生夢死、苟且偷安的人，所以變更了大團圓的套子，改名《生死恨》。我們大家出主意改編，由許姬傳執筆整理，精簡為二十一場，於1936年2月26日在天蟾舞台與觀眾見面。〔據王長發、劉華編輯的《梅蘭芳年譜》（河海大學出版社，1994年）載：《生死恨》公演後反響強烈，因而激怒了上海社會局日本顧問黑木，他通過社會局局長出面交涉，以非常時期，劇目未經批准等為藉口，通知不准上演，而梅蘭芳以觀眾要求為理由，嚴正拒絕，照演不誤。2月29日，《生死恨》在上海演出三天後，又轉到南京大華戲院連演三天，觀眾特別踴躍，排隊購票競至把票房門窗都擠壞了。〕
第三部分：風險遭遇蓄鬚明志
1937年秋，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上海以後，租界已成孤島，正巧香港利舞台約我去唱戲，我便於1938年末攜帶家眷從上海乘郵船到香港。在利舞台演了二十天戲，然後把劇團的同人送回北京，我就按照預定計劃，留居香港，蓄起唇髭。上海淪陷期間，有人要我唱什麼“慶祝戲”，他們要慶祝的，就是我們的恥辱；他們要笑的，我們該哭，我怎麼能唱這個戲呢！
第三部分：風險遭遇迎接勝利
沉默了八年之後，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讀者諸君也許想像得到：對於一個演戲的人，尤其像我這樣年齡的，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樣大的損失，這損失是永遠無法補償的。在過去這一段漫長的歲月中，我心如止水，留上鬍子，咬緊牙關，平靜而沉悶地生活著。一想到這個問題，我就覺得這場戰爭使我衰老了許多，然而當勝利消息傳來的時候，我高興得再也沉不住氣，我忽然覺得我反而年輕了，我的心一直向上飄，渾身充滿了活力，不知從哪兒飛來了一種自信，我相信我永遠不會老，正如我們長春不老的祖國一樣。前兩天承幾位外籍記者先生光臨，在談話中間問起我還想唱幾年戲，我不禁脫口而出道：“很多年，我還希望能演許多許多年呢！”我必須感謝一切關心我的全國人士。這幾年來您們對我的鼓勵太大了，您們提高了我的自尊心，加強了我對於民族的忠誠，請原諒我的率直，我對於政治問題向來沒有什麼心得。至於愛國心，我想每一個人都是有的吧？我自然不能例外，假如我在戲劇藝術上還有多少成就，那麼這成就應該屬於國家的，平時我有權利靠這點技藝來維持生活，來發展我的事業；可是在戰時，在跟我們祖國站在敵對地位的場合底下，我沒有權利隨便喪失民族的尊嚴，這是我的一個簡單的信念，也可以說是一個國民最低限度應有的信念，社會人士對我的獎飾，實在超過了我所可能承受的限度。《自由西報》的記者先生說我“一直實行著個人的抗戰”，使我感激而且慚愧。輟演八年，勝利後我重登舞台，感到嗓音不如從前，我開始擔憂舞台生活的夕陽西下，幸而不久，中國人民獲得解放，新的環境，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大大地鼓舞了我，我在舞台實踐中，刻苦鍛鍊自己，經過八年的奮鬥，到1954年居然提高了一個調門，內行都認為以我的年齡而言這是很不容易的。我於是體會到，一個藝術家，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奮鬥目標，督促自己不斷前進，就會走上頹廢消極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