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四大名旦的排序，北方、南方也有所不同。北京觀眾比較理性，習慣上以成名先後排序，即梅、尚、程、荀。後來，又有所變化，即梅、程、尚、荀。上海觀眾更感性一些，他們的排序，以蘇少卿、怡翁等為代表，更多地從觀感出發進行排序，即梅、程、荀、尚。
實際上，無論怎樣排序，將梅、程、荀、尚四大名旦進行硬性比較，並不妥當，也不公平。客觀地說，他們四人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四大名旦共同的老師王瑤卿曾經有一個很形象的“一字評”：梅蘭芳的“相”（一說“樣”，又一說“象”），程硯秋的“唱”，尚小雲的“棒”，荀慧生的“浪”。據說他說這4個字的時間，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就是社會上廣泛為四大名旦排序的時候。按道理，他對四人相當了解，也可以為他們排出一個他心目中的順序，但他沒有這麼做，而是用一個字分別概括出他們各人的特點。這種客觀理性的態度，最值得稱道。不過，不管如何排序，梅蘭芳始終位列首席。
1931年6月，上海聞人杜月笙為慶祝“杜氏祠堂”建成，遍邀包括四大名旦在內的全國京劇名伶匯聚上海，舉辦了一次規模盛大的堂會。
杜氏祠堂建於上海浦東高橋，建築十分考究。杜月笙極盡奢華，不僅大擺宴席，更點名南北各行名角兒齊聚上海，大辦場面浩大、持續時間長達3天的堂會戲。當時，杜月笙是法租界的幫會組織“青幫”頭目，在上海廣收門徒，勢力很大，約角兒的邀請書直接由門徒送到角兒的手上。除了余叔岩稱病未參加外，其他人無一缺席。
操持杜家堂會戲的是麒麟童（周信芳）、趙如泉、常雲恆。在堂會正式開幕的前一天，即6月8日，上海伶界聯合會（上海的梨園自治組織，相當於北京的“梨園公會”）開了一個特別會議。會上，周信芳等人又為《跳加官》節目擬定了四條新的加官條子。可見，此次堂會前的準備工作，何等細緻。
除了周、趙、常外，還有三位總管，即虞洽卿、袁履登、王曉籟。他們都與杜月笙交誼深厚，所以大小事宜，事必躬親。另外，洪雁賓、烏崖臣任總務主任；張嘯林、朱聯馥任劇務主任。孫蘭亭、周信芳、常雲恆、俞葉封、金廷蓀等都是劇務部成員。
那段時期，所有人員無不竭盡所能，賣力工作，甚至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
因為祠堂建在浦東，參演的演員、看熱鬧的百姓和眾戲迷都得由浦西趕往浦東，而通往浦東的交通工具，只有渡輪。渡輪不夠用，一時間，碼頭上等待過江的，有近千人之多。人太多，包括梅蘭芳、荀慧生、楊小樓、程硯秋、姜妙香、王又宸等在內的名角兒，很多人竟險些過不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