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交完湖南巡撫印信後，陳寶箴一家踏上了返鄉之路，父子“一生政治抱負，遂盡於此”。陳三立憂國之念雖未泯滅，從此“不再與聞政事”。當年陳寅恪只有9歲。1965年與1966年，離陳寅恪生命的終點已近，他寫下《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對祖父和父親親歷的維新事業和悲劇命運有過冷靜的記述。湖南新政的實績確是陳氏父子齊心協力造成，梁啓超說陳寶箴在湖南的治績“多其（指陳三立）所贊畫”。他們父子被罷黜後，有人以為陳寶箴為兒子所誤，王闓運嘆息“江西人好聽兒子說話”，並從宋、明歷史中找出依據，說王安石變法時，遇事都由兒子主持，嚴嵩當國，也唯兒子世藩之言是從。這不過是江西人的慣例，不值得奇怪。對陳氏父子的謠言從沒有停止過，陳三立主持礦務，一位朋友謀職被拒，心懷怨望，在陳家落難後，寫匿名信嘲諷：“翩翩濁世佳公子，不學平原學太原。”陳夫人俞明詩看了，微笑說：“此二句卻佳。”陳三立被譽為“晚清四公子”之一，與譚嗣同齊名。戊戌變法失敗對陳家的打擊之沉重是外人難以體會的，陳三立再也未能恢復元氣。但是，有了湖南新政的那一幕，他就將永遠站立在歷史中。
1900年夏初，70歲的陳寶箴猝然逝世（他的死因至今還是一個歷史公案，有人考證說他是被倉皇西逃的慈禧賜死的）。往事如煙，世局如棋，“乾坤泡幻局如棋，獨立蒼茫事可悲”，這位不以詩名的前湖南巡撫留下了這樣的詩句。湖南新政的進程不幸因戊戌政變而中斷，但陳三立他們的努力已載入史冊。在漫長的後半生中，陳三立時時回望橘子洲頭，想起那段傾注了他們父子全部心血的歷史。
陳三立30歲時就受到有世界眼光的郭嵩燾看重，日記中稱他“年甫及冠，而所詣如此，真可畏”。郭嵩燾對他們父子的影響，對湖南維新運動的影響最為深遠。1898年，世人都說守舊的榮祿還保舉陳三立應經濟特科，英國人濮蘭德與白克浩司的《慈禧外紀》中說：戊戌4月23日，“榮祿力薦一維新人物於帝，乃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此事言之極有趣味，蓋歐人皆謂榮祿始終反對變法也，觀於此，則知榮祿初亦非堅持反對者，其後情勢所迫，乃成勢不兩立之勢。雖其前日所力薦者，亦不得不反而為仇矣。此非榮祿忽然變其政見，乃當前維新黨人，自趨於危險之地，且其所行，太出人意料之外也”。陳寅恪說：“慈禧外紀所言，或非無因。”同年5月，內閣學士張百熙奏保17人應經濟特科，康有為、梁啓超、陳三立、唐才常、楊銳、湯壽潛、宋育仁等都在名單上。江蘇學政瞿鴻禨還將陳三立列為《保舉經濟特科片》首位人選，評語中稱他“學有本原，宅心正大，於中國政治、外洋情勢均能洞徹，識量宏通”。7年後，時勢已變，山東學務處議員兼總監宋恕在《推薦國文學堂監督人選稟》，共推薦14人，稱陳三立“學行之優，世所共信”，名單上其他人包括蔡元培、湯壽潛、孫詒讓、嚴復、陳黻辰等。第二年，學部保舉的33人中他又榜上有名。嚴復與熊純如的私人通信，臧否人物往往不留情面，卻多次推許陳三立“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雖“具新學識”，然“游於舊法之中，行檢一無可議。”民國元年，嚴復出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事務，請陳三立前往任職，他堅辭不去。
也許從後人的眼光來看，以陳三立的學識和名望，大半生都耗費在沒有多少意義的舊體詩上，實在是一種浪費。他的詩是詠嘆、是抒懷，是一曲正在逝去的農業文明的輓歌，他曾參與變革，試圖把“衰世”中國帶出舊日的農業社會，在湖南興學、辦報、開礦、建廠、組織保衛局，都是近代的產物，一旦這一切化為烏有，他實際上有點自暴自棄，他的詩中瀰漫著一種理想破滅後的悲哀與蒼涼。他的思想停留在維新時代，甚至倒退了。但有兩點不能忘記，第一，他曾親身參與了文明轉型的實踐，正當年華作為舉世有名的“維新公子”做了一番事業，他的作為已融入了整個現代化的進程。第二，他身上有一種不為利祿所動的人格力量，是古老文化傳統中有價值的一面在轉型時期的延續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