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差別和等級，還不算儒家的獨到之處，因為法家也承認等級。儒法兩家的 等級觀，其不同之處在於：法家只看到等級之間的對立，主張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 級的殘酷壓迫和橫蠻專政，其結果只會擴大階級對立的裂痕，對立的階級兩敗俱傷， 導致社會統一體的崩潰。與此相反，儒家既看到差別，也看到不同階級之間的同一 性，強調各等級的和諧相處。儒家認為，在等級社會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職、權、 利——權利和義務，這就是名份（或簡稱“名”）。儒家號召不同等級的人，各安 其份，各盡其職。各行其權，各享其利，這就是“名符其實”。每個人都在社會舞 台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這樣環環相扣，絲絲相聯，社會處於協調發展的狀態，各 階級階層也就相安無事，和睦相處。否則，秩序就會錯亂，社會統一體就難以維持。 這就是孔子在亂世之中，要汲汲於“正名”的原因。儒家在論證這些等級名份時， 貫穿著由上而下自覺自律的原則，一切相對待的社會關係中，權利和義務都是對等 的。孔子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左傳》提出“父義、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孟子提出“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儒家特別強調上級對下級的表率作用，認為為政就是統治者自己做表率、進行身教 的過程——“政者正也”。以君臣關係為例，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君臣關係尚且如此， 社會關係、人倫關係也莫不如是。因此孔子告誡統治者：“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只有在上者盡了本份，做好表率， 天下人才會從風而靡，向風而化。社會各階層（甚至各部門）都恪守職份，社會就 會協調發展，人們就生活於和諧的機制之中。否則，在上者不能盡職盡責，名不符 實，這就是“名不正”。如果“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社會就 處於混亂之中。可見社會的和諧安定與否，端賴於統治者是否盡職盡責，是否為人 正派。
天人關係涉及人與自然的關係、生民與鬼神的關係。世人都說中國人是崇尚理 性思維的民族，但是根據人類認識的規律，我們不能排除中國的先民們曾經有一個 迷信鬼神的時代。那時“民神雜揉，不可方物”，人事與鬼神混淆，冥冥中的神常 常干涉世俗的生活，但中國人很早就改變了這一狀態。據《國語》、《大戴禮記》、 《漢書》等文獻記載，顓頊氏命重、黎分主天地神人，“絕地天通”，劃清神人界 限；並且初訂歷數，規摩天道。這一工作，在堯時又得到鞏固，《尚書·呂刑》篇 對此作了清楚的追述。其時間大概在公元前23、前22世紀之間。早在四千多年前， 中國的聖哲們就力圖將人類從神鬼婢女、天地奴僕的狀態下解放出來，初露理性思 維的曙光。這在世界認識史上也是罕見的奇蹟。
不過顓頊、帝堯對天地神人的態度，只作了理智的選擇，並無理性的論證，故 後世對天地神鬼的認識常有反覆。孔子說：“夏人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 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禮，事鬼敬神而遠之。”（《禮記·表記》）就 是證明。正是儒家繼承了歷史上的理性精神，對人與鬼神、人與天地的關係作了理 論闡述，才使中國的理性思維形成定勢，成為傳統。關於神鬼問題，從孔子開始， 中國儒家就抱著理智對待、謹慎處理的態度，《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 一語可以盡之。子路問事鬼，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孔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先進》）但孔子又重視“喪、祭”（《堯曰》），主張 “祭神如神在”（《八佾》）。其原因不在迷信鬼神，而在於“神道設教”——利 用世人普遍接受的形式寓教其中。從此，神鬼喪祭之禮，不過作為報本和感恩的形 式、興禮寓教的手段，保存於文化活動和社會習俗之中，並不曾引起儒者的真正沉 醉和傾心。
關於天人關係問題，儒家亦作了理智思考。儒家思考天人關係時，常常使用 “天道”、“天命”兩個概念。天道即天之道，從孔子開始即將天視為物質性的天， 將天道視為自然的規律性。《論語·陽貨》載孔子將天描述為無言無為、四時運行、 生成萬物的實體；《禮記·哀公問》孔子解“天道”為永恆性（“相從不已”）、 必然性（“不閉其久”）、自然性（“無為而物成”）和普遍性（“已成而明”）； 孟子更明確地指出：“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萬章上》） 天道就是天地生成萬物的必然性和客觀性。荀子則充分發揮了天道自然說，在《天 論篇》中高舉起“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旗幟，表現了人類不僅要超脫 自然的束縛，而且要利用自然規律以為我用的雄心！此後，將天道視為自然界的客 觀規律性，成了中國儒家認識宇宙的主流。儒家認識了“天道的客觀性，並未得出 天人無關、甚至天人對立的結論。而是認為天和人是相關的、親和的，這種親和即 體現在對“天命”的闡述上。天命，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名詞，儒家以前的“天命” 一詞，多表現為“天之命令”之意，故“天命”又作“天令”。從孔子以後，儒家 把天命解釋為天道賦予人的某種稟賦：《大戴禮記》說：“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 謂之性。”（《本命》）《禮記》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中庸》） 天命來源於天道而又作用於人；天命形成了人的個性就是“性”；而統率人性的無 非天道。天命是人文化了的天道，天命就是聯繫人性和天道的樞紐。在儒家看來， 人是天地的產兒，人性中存在天道（或稱“天理”）。人從自性中就可以窺見天理。 孟子說盡心知性以知天；《中庸》說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宋儒“存天理”，明儒 “致良知”……都是從這一思路深化開來的。知性不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實現人 性的永恆價值。孟子說盡心知性而知天，人性與天道一體，人可以“上下與天地流 通”；陸九淵進而提煉為“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題——我就是天， 天就是我，天人本是一體。《中庸》甚至認為盡人之性可以盡物之性，“能盡物之 性，則可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人由知性到 知天；由知天到與天一體；由天人一體進而實現協助天地化育萬物、與天地同功齊 能，這就是不朽。於是人從一個渺小的生物，轉化成了永恆的、偉大的精靈了。盡 心知性以知天，進而贊天地化育，這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