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天人觀還有更實際的考慮，那就是天道對人的表率作用和人對天道的模 擬。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視“天命”為天道對人的某種啟迪和暗示。 有時他認為天在暗示他去從事一種神聖的事業——復興周禮；有時他又以天道之乾 健為榜樣，欲效法天道。這種效法天道的思想在董仲舒的時代得到極大的發揮，為 人類百折不撓地追求、自強不息地進取，提供了客觀的精神依據，然其末流則陷入 “天人感應”的機械天人論。正如儒家人道貴和的觀念一樣，儒家對天道也賦予了 和諧的色彩，人是宇宙一物，是天地之子，是萬物中最可寶貴的東西，人性即是天 理；人自知即可知天；天道就是人道的最高藍本，天人一體，天人流通……天和人， 壓根兒就是用同一質料製成的不同形式的東西。
從以上儒學關於人、社會、自然理論的淺析，我們不難發現：儒家的人生觀、 社會觀、天人觀，都是極積的，向上的。就人生觀看，儒家對己是極積完善，對人 是熱心成全和“濟利”。對社會，儒家是極積參與，熱心治理，責任心極強。對天 道，儒家也是自覺體認，並熱心“贊化”。總之，無論是主體，還是客體，儒家都 充滿好心善意地去參與和成全，始終昂揚著極積向上、奮發有為的精神活力。《易》 曰：“天地之大德日生”；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種生生不已、 自強不息的德行，既是儒家的天道觀和人生觀，同時也是儒家自己為學為人風格的 精闢概括。
總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內容的儒學，從孔子創立儒家學派以來，已歷二 千餘年，形成了內容比較全面的經典教才，構建了關於人、社會、自然的系統理論， 基本能適應古代社會造就人才、管理社會和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需要。又加之歷代博 學大儒相承研習，根據形勢需要對儒學適時進行改造和補充，更使儒學獲得了服務 現實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從孔子到現代新儒家，中國儒學經歷了兩千五百年的發 展變化，不斷地“現代化”，其間道路曲折，流派眾多，風格各異，優劣雜呈。也 許“風疾馬良，去道逾遠”，後代儒學常有與孔子學說大異其趣的現象。但儒學能 夠適應新的社會形勢，滿足不同的時代需要，與歷代大師因時而作的改造和補充是 分不開的。他們對真正的孔學研究也許平添了許多迷霧，但對儒學之昌盛、文化之 繁榮，其功自不可沒。同時，經過改造了的儒學，歷史上已對中國的學術和文化產 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也是不容忽視的客觀事實。因此，從事中國儒學史研究，研讀 儒家原始經傳，闡發原始孔學思想，無疑應是儒學研究首先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 但是對於歷代名儒如何繼往聖，開來學，闡舊典，起新知，發展和豐富儒學理論， 闡揚和光大儒家學說等問題，也是不可忽視的課題。因此自古以來，歷代正史都對 名儒作了專門記載，這不僅是學術史研究的需要，其實也是諸如政治史等其他學科 研究的需要。
從先秦儒家，到現代新儒家。大師名儒，數以萬計。他們都是值得大書特書、 認真研究的文化精英，但限於時間和精力，我們來不及對他們-一作出評介，本書只 收錄了40餘位名儒，分別加以評述和介紹。力圖展現歷代名儒的生平和事業，也借 以勾畫出中國儒學的發生、發展和演變的歷程。由於我們學識不足，其間定存在種 種不如人意的地方，敬請博雅方家，不吝賜教。
至聖先師 孔子
（前551—前479）
曲阜，東臨蒙山，北靠岱嶽，南阻峰山，西繞沂泗。那裡土地肥沃，物產豐富，
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天然糧倉，很早就成了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四千
多年，這裡便出現了“大汶口文化”等原始文明。稍後這裡又是傳說中古帝少吳氏
定都之處，號稱“少昊之墟”。歷夏經商，曲阜又成為魯周公封國的首都，肩負起
鎮撫東夷，拱衛王室的歷史重任。在春秋時期，曲阜以其所保存的西周禮樂資料，
逐漸成為中國文化造型的搖籃。利用這些豐富的歷史遺產，完成這種造型工程的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