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事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是一位歷史家，他對六經只是進行整
理，加以保存而已。既然六經都是周公舊典，就必須從歷史的角度去予以研治。基
於此，劉歆特好《左傳》，他稱之為《春秋左氏傳》，注重用《左傳》中所敘之歷
史事實來解經，用《左傳》中的凡例來界定三代史官的記史法則，用《左傳》來批
評《公羊》、《穀梁》對《春秋》的曲解。正如其本傳所言：“欲治《左氏》，引
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欲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
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他是以所記歷史
事實的詳略多少作為區分經書優劣之標誌的，所以他不僅好《左傳》，而且好記述
周代官制的《周禮》，好三代政治文獻彙編的《尚書》，好講禮儀的《逸禮》。他
從研治這些古文經出發，據《周禮》、《樂經》研究鍾歷，以黃鐘律為根本標準，
輔以相黍制定了國家標準的精確度量；據《尚書》、《左傳》，將三統與五行相生
說相結合，並以三統而言三正、三歷，創造了推定先秦古曆日的《三統曆譜》，這
些都有其特別的意義。但是信古之極必為泥古。劉歌迷信六經乃周公舊典，對之毫
無懷疑，以至將一些後代補作乃至偽撰之書亦視為三代舊作，且由信古而產生倒退
的歷史觀，一切遵崇三代，以為今不如古，要挽救世風，唯有復古，這從政治實踐
上看，是企圖拉著歷史車輪倒轉。王莽改制之失敗，其根源之一，蓋即此。由於對
經書研究的路數不同，古文家既要通文字訓詁，又要懂歷史和典制禮儀，就決定了
古文家學問的寬窄與今文家不同。今文家講微言大義，通一經即可為博士，他們
“或為雅，或為頌”，至合數人治一經，所以當時有“遺子滿囗金，不如教一經”
之謠。古文則不同，他偏重於文字歷史的典制解釋，非博學無以治經，所以從劉歆
開始，凡古文學家一般是學問淵博，廣泛研治數經。本傳講，劉歆“少以通《詩》、
《書》能屬文召……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欲及向
皆治《易》，……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博物治聞，通達古今。”
這種博學治經的路數比起“學者罷老且不能究一藝”的今文家，當然是更為優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