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劉囗《春秋》對策，許多觀點與他們的精神一致。陳商、陸龜蒙等都信仰
陸氏學說。因此，啖助等人的《春秋》學出現，帶動了整個經學的蛻變，是《春秋》
學史的一個轉折點。通過這次蛻變，經學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復了面向現實的能力。
從文化意義上說，啖助等人的《春秋》學研究，是韓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學復興運
動的前奏，並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
啖助等人的經學革新，對後代特別是宋代《春秋》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這
種影響，反映在以下幾個轉變上。
第一，從章句訓詁向義理的轉變。啖助以前的《春秋》學研究多拘泥於對字句
的闡釋，較少對義理的探討。事實上，《春秋》作為儒學“五經”之一，研究者必
須對其中隱含的義理作出自己的闡釋。經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為社會政
治提供理論依據。而政治形勢又是不斷變化的。因此，意識形態中的觀念也要不斷
變化，否則會成為僵死的教條，難以占領人們的精神領域。經學義理化，有助於建
立起一個不斷適應形勢變化的意識形態體系。因為總體來說，談義理比講訓詁具有
更大的靈活性與自由度，使經學更有實用價值。
第二，從《春秋》三傳分立走向三傳統一，變專門之學為通學。自漢代以來，
《春秋》分為三派，左氏偏重於補充史實，公羊氏則著重對“微言大義”的闡發，
穀梁氏介於二者之間，三派互不相容，壁壘森嚴，互相排斥，互相攻擊。即使一傳
之下，也有若干家，如一個《公羊傳》，就有胡毋氏、董氏、嚴氏、顏氏等不同的
派別，使《春秋》學成為聚訟之學，讀書人莫知誰是。啖助等人研究《春秋》，不
再死守傳注，而依自己的理解直接去解釋經文，即“舍傳求經”。但他們並不完全
棄傳注於不顧。對於三傳，史實取左氏最多，義理則不論左、公、谷，合則留，不
合則別出胸臆，另作解釋，以期融為一家之學。啖助、趙匡、陸淳這種“會通三傳”
的《春秋》學出現以後，三傳分立的時代就基本結束了。
自啖、趙、陸開創新《春秋》學派之後，繼起者大有其人。盧仝著《春秋摘微》，
韓愈贈詩說“《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始終”，可知台傳注經更為徹底。
馮伉有《三傳異同》，劉軻有《三傳指要》，韋表微有《春秋三傳總例》，陳岳有
《春秋折衷論》。這類書意在調和三傳，對它們進行裁決，目的是“幸是非殆乎息
矣”[注]。由此可見，會通三傳或捨棄三傳，是中唐以來《春秋》經學的總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