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創新之間，以“文以載道”的形式貫穿了起來。唐代的古文運動與儒學復興運動，
是作為一對孿生兄弟，幾乎同時誕生的。
由韓愈倡導的儒學復興運動，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
首先，佛、道二教的昌熾，給儒家文化的主體地位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佛教自傳入中國後，歷經魏晉南北朝，到唐代而發展到了高峰。與此同時，引
發出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在韓愈之前，許多有識之士對佛教的危害都有所揭露。如
狄仁傑曾指出：
里巷動有經坊，囗囗亦有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征，法事所須，嚴於制敕；
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了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
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
（《舊唐書·狄仁傑傳》）
武周一世，“鑄浮屠，立廟塔，絕無虛歲”，到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時，
信佛佞佛之風更盛，中外臣民，‘如痴似狂，“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唐
代宗“常于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攘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門，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
[注]。德宗貞元六年在，“詔出歧山無憂王寺佛骨迎置禁中，又送清寺以示眾，傾
都瞻禮，施財巨萬”[注]。德宗迎佛骨于禁中拜奉，已開憲宗迎佛骨之先河。佛教
勢力的惡性發展，對封建國家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危害。加之封建帝
王、大臣多焚香禮佛，將儒家思想棄之不顧，而以佛教義理作為安身立命的基礎，
這勢必威脅到封建意識形態——儒家學說的生存。韓愈在一首詩中，以飽含文化憂
患的筆觸寫道：“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
制，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注]因此，儒家文化面臨嚴重的挑
戰。
除佛教之外，道教對唐代社會生活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因唐皇室姓李，道教徒
因緣附會，造說老子（李耳）為唐室之祖先，故自唐初以降，即逐漸取得政治、社
會上的地位，至玄宗時而極盛，如以道士、女冠隸宗正寺，尊崇老子以帝號，為之
立廟，祀以祖宗之禮。除《老子》為《道德經》外，更名莊、文、列、庚桑諸子為
《南華》、《通玄》、《沖虛》、《洞靈》等經，並設崇玄學以課生徒，同於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