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更為可笑的是，東漢班固作《漢書·古今人表》，將老子列為第三等，唐代升
為一等，並號老子妻為先天太后。塑像時還把孔子像侍於老子之側。三教序位為道
教在先，儒教為次，釋教為未。唐玄宗還親自為《老子》作注，頒之全國，下詔要
求“士庶家藏一本，勸令習讀，使知指要”[注]。唐代很多帝王還迷信道教長生術，
服食煉丹，對唐代政治、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其次，面對異質文化的威脅，儒家學說在此時逐漸顯得蒼白無力，缺乏應戰能
力。
先秦儒學發展到漢代，經董仲舒等人的改造，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取得了獨尊的
地位。但這是以犧牲它的活力為代價的。以章句訓詁為主要形式的繁瑣方法代替了
對儒家義理的發揮。而佛、道二教發展到唐代，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特別
是佛教關於心性義理之探討，較之變得刻板枯燥的儒學，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吸
引力。而佛教的來世說、輪迴說，道教的長生術、神仙說，不僅招來了大批士大夫
信徒，對於生活社會底層的廣大勞苦大眾，也無疑是一種精神安慰劑。因此，寺觀
香火之興盛，與孔門氣氛之冷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儘管唐太宗、高宗欽定的
《五經正義》被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並集漢以來註疏學之大成，促進了經學的統
一，但並沒有形成一個足以與釋、老抗衡的新儒學理論體系。唐代經學只不過承繼
了南北朝以來的繁瑣方法。高宗、則天之後，偏重進士詞科之選，明經一目僅為中
材以下進身之階，為人所不齒。所以到韓愈時代，已全失其社會政治地位。因此，
經學統一對儒學在文化意義上的復興並無多大的作用。
儒家文化在韓愈時代大體上面臨著上述兩個緊迫的危機。據《全唐文》卷735韓
門弟子沈亞之《送洪遜師序》：
自佛行中國以來，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
到於今世，則儒道少表，不能與之等矣。
同書卷686皇甫提《送孫生序》也說：
浮屠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臀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
則當時士人多信佛，足見中國文化危機之深。韓愈受時代召喚，首先舉起了復
興儒學的大旗。他的努力的目的是要喚起士大夫群體自覺，以儒家之道而不是以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