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原道》），儒家的“道德”是以“仁義”作為具體內核，而這正是釋、老
二教所缺乏的。在他看來，釋、老二教“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舍離“此世”，
追求超脫，不僅對社會政治無補，而且也無法成就自己的道德生命。
與佛、道二教相對立，韓愈提出中國文化有自己的聖人，儒家文化之“道”就
體現在這些聖人身上，他們能除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創造了人類的文化。他說：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師，驅其蟲
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
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
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淫郁，為之政以率其怠倦，
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
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原道》）。
人類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經過這些“聖人”的創製才得以存在，是聖人給人
類帶來了文明的曙光。所以他宣稱：“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原道》）
他的聖人觀與文明史觀目的在於批判道家的“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
民不爭”，具有鮮明的針對性。
聖人不僅創造了人類文明，而且還為人類社會規定了群體生活的秩序，即所謂
“其民土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原道》）等社會關係。社
會生活中存在“四民”，是“天經地義”的，但如果多出“二民”（佛、道），就
不正常。君臣父子等社會關係也是聖人定的：“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原道》）
而現在佛、道二教不拜君親，超然於這種關係之外，“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
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這就是“滅絕綱常”。他以嚴厲的口吻寫道：“民不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原道》）他沉痛地指出：
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
三代之前，不見正於離湯文武周公孔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