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孟子“性善”論而發的。但“性惡”論與“性善”論同樣面臨著理論難題：無法
解釋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善”的事實。所以後來又有人試圖在“性善”“性惡”
兩者之間進行調和。如西漢的董仲舒、揚雄，東漢的王充。揚雄主張“性善惡混”，
王充主張“性有善有惡”，即在孟、荀之間進行了折衷。但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
董仲舒的“性善情惡”主張。這種“性”、“情”二元論是在不觸動孟子“性善”
說這一權威結論的前提下，適當地吸收和改造了“性惡”論而形成的。王充《論衡
·本性篇》引董仲舒之言曰：
董仲舒覽孫（荀）、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
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
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
董仲舒以陰陽五行學說改造儒家傳統文化，倡“性陽情陰”“性仁情貪”即
“性善情惡”說，這一主張後來被東漢官方神學寶庫——《白虎通》吸收。《北史》
卷63《蘇綽傳》載《六條詔書》論治人之心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
性則為善，情則為惡”。這顯然是接受了董仲舒的論點。
儒家人性說，在兩漢以後再也沒有什麼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儒家哲
學經學化以後，成為僵死的教條，章句、訓詁代替了對儒學義理之探討，記誦之學
代替了自得之學。這不僅使儒學再也沒有什麼發展，而且給儒學的統治地位帶來了
全面的危機。其次，歷經魏晉南北朝直到隋唐，先是玄學，後是佛學極其興盛，士
大夫在這兩者之中找到了哲學思辯的話題。如魏晉時代的“有無”、“本末”、
“才性”、“體用”之辯，今當時的士大夫如醉如狂；而佛學中高超精緻的心性理
論，對士大夫也頗有吸引力，特別是禪宗的理論體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韓愈“睹儒家之積弊，效禪侶之先河，直指華夏之特性，掃除賈、孔之繁文”
[注]，進行儒學革新。他在《寄盧仝》詩中說：“《春秋》三傳來高閣，獨抱遺經
究始終。”表明對章句訓詁不感興趣，而著重對儒家文化內在精神的發明，建立儒
家的心性之學，以與佛學相抗。因此，他特別重視《禮記》中的《大學》一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