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常提到“中”和“中庸”，如“允執其中”（《堯曰》），“中庸之為德，其至
矣乎！民鮮久矣”。（《雍也》）後來儒家不同學派把“中”的觀念向不同的方向
發展。特別是思孟學派，把“中庸”思想發展到極致。孟子主張“中道而立”，子
思著《中庸》，述孔子之意說：“君子而時中”。也就是要“執兩用中”，“致中
和”。在道德實踐中，“過”與“不及”都是違背中道的。荀子認為：“先王之道，
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易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
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又說：一事行失中，謂之奸事，
知說失中，謂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以服也”（同上）。他
把是否實行“中道”，與社會的治亂結合起來，指出所謂“中”，就是合乎禮義。
這個“中”也就是“當”，所以他說：“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苛察，名不貴苟
傳，唯其當之為貴。故懷負石之赴澤，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
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荀子·不苟》）到了漢代，董仲舒把“中”看成
了萬古不變的神秘“天道”的體現，“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春
秋繁露·循天之道》），後來許多儒學家承襲了這種觀點。
柳宗元在評價陸淳的主要貢獻時說：“明章大中，發露公器”[注]。陸淳學派
講“中道”，繼承了葡子的觀點，而柳宗元所主張的“大中之道”，近承陸淳、遠
繼荀子，其中心內容也是以儒家的禮、義為指導思想，以達到改造現實、“輔時及
物”的政治目的。
在柳宗元的思想中，“大中之道”就是“當”，也就是“經”與“權”的統一。
作到了“經”“權”統一的“當”，也就實現了“大中之道”。他在《斷刑論》中
指出：
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
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
二者，強名也，日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