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之舉，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細必照，則自然
誠意、正心，而後可以應天下之務”。勸說孝宗以身作則，遵照儒家經典中的義理
辦事，“任賢使能，立綱紀，正風俗”，以期達到國官兵強，抗金雪恥的目的。至
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見之機，重申前議說：“大學之道，在于格物以致其知。陛
下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上述建議的基本內容是
要求用“三綱領”（即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和“八條目”（即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指導。先從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於
臣民。這些意見雖受到孝宗的讚許，但因阻力太大，未能得以施行。
在知南康軍任上，朱熹又應詔上疏說：“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
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年譜》卷2）在這次上疏中，由於他力陳時弊，指斥
朝中諫官失職，使皇帝言路閉塞，“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
陛下之心者，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
私督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匯分，各入其門。交通賄
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同上）這次上疏，雖
是耿直之言，但卻觸怒了皇帝，幸好有人幫他說情，這才免於治罪。此後不久，朱
熹便感到其理想難於實行而辭去官職，專心研究經學，講論義理。不過，他並未就
此罷休，還是繼續向孝宗進言國事。有人勸他：“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
以為言。”朱熹講：“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宋史》
本傳）公元1188年，朱熹又借孝宗召他入對之機，大講“正心誠意”，共上《奏札》
5篇，其中以《戊申封事》著稱於時。《封事》說：“今天下大勢，如人有病，內自
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發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
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修明軍政六者是也。……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
顧乃得以窟穴盤踞於其間。是以綱紀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此《封事》達於
宮中，孝宗已就寢，又立即起床，秉燭披閱，並於次日下詔，授朱熹主管太一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