賜朱熹為“文公”，嘉定八年，又諡張栻為“宣公”，嘉定九年，再諡呂祖謙為
“成公”。然而，請為周敦頤和二程賜諡號，則是一樁不尋常的事件。按照歷史慣
例，死後有資格受封諡號者，都是在生前地位特高、受到皇帝敬重的人，周敦頤和
二程，生前並未顯耀於朝廷，社會地位不高。再則，史彌遠之表彰朱熹等人，實出
於政治需要。因此，朝廷對魏了翁請給周、程賜封諡號和定理學為正宗的建議，一
時難於作出決定，因而遲遲不能表示可否，更未得到施行。
嘉定十年（1217年），魏了翁再次上疏申言前奏，請為周敦頤和二程賜封諡號。
在此次上書中，他把這件事看做是關係“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的大事，要求
把他們的思想學說定為指導思想，“以風勵四方，示學士趨向之級，則其於崇化善
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同上，《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諡議》經過魏了翁的一
再奏請和強調，加之一些朝臣如真德秀等人的有力支持，到了嘉定十三年（122。年），
宋寧宗終於決定下了詔書，諡周敦頤為元公，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並向全國
褒揚了周、程開創理學的功績。以此為契機，崇尚理學之風很快就在國內各地興起。
各州郡紛紛為周程等理學家建立祠堂。魏了翁也應各州郡之請，為各處的周、程祠
堂作記，表彰宏揚，大張理學旗幟，如他在《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中說：“不有
周程諸學為圖為書，振聾發瞽，如是而為極、為儀、為性命，為仁義禮智、為陰陽
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泯憒憒，無所於聞。”（《全
集》卷48）這些話，將周敦頤和二程同他們開創的理學推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位，
在魏了翁看來，有了周、程三人的出現，世人才得以從“泯泯憒憒”中清醒過來，
否則文明將會趨於紙滅，人們只能懵懵懂懂地處於野蠻狀態之中。這種看法未免夸
張過分。
周、程等理學家及其所開創的理學受到朝廷的公開褒揚，這是中國儒學發展史
上的一個重大轉折。自此以後，以理學形態出現的新儒學，不僅成為南宋後期在意
識形態中居於支配地位的官方哲學，並且一直為後世的統治階級所尊崇，成了長時
期居於支配地位的思想理論基礎。由此可見，在使理學從“偽學”變為官方正統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