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一年（1638），劉宗周完成了《陽明先生傳信錄》一書的刪定。他做這
項工作的目的，是要糾正王學末流之弊，故選錄他認為功夫最切近、最合於王陽明
早年篤實精神的部分，並加了按語，反覆辨析，澄清混亂。早在天啟六、七年間，
劉宗周就輯過《皇明道統錄》一書，共七卷，體裁仿朱熹《名臣言行錄》，首記平
生行履，次抄語錄，末附斷語，褒貶俱出獨見。該書對當世推為大儒的薛(王宣)、
陳獻章、羅欽順、王畿等人都有貶詞，而對曹端、胡居仁、陳選、蔡清、王守仁、
呂(木冉)諸人無間言。當時他特別推崇王陽明，說：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治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日良知，因示人以求
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為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於方隅。
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靜即動，即體即用，即功夫，即本體，即上即下，無之不
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
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注]。
但是，因王陽明的學說與朱熹之說不無牴牾，且極力表章陸九淵，故有人疑
“良知”之說或出於禪。劉宗周雖然承認陽明之學“從《五經》中印證過來，其為
廓然聖路無疑”，但又說：“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啟後學
躐等之弊有之”。由於王陽明語焉不詳，後學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禪學，這在
陽明弟子王畿（龍溪）那裡表現得尤為明顯。劉宗周批評說：“至龍溪直把良知作
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禪
門之室。如關於有名的“四句教”，劉宗周認為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為陽
明的未定之見，平日雖曾說過這樣的話，但未敢筆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王畿始雲
“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劉宗周批評說：
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玄。如此，則致
良知三字著在何處[注]？
王畿“四無”說，認為“心是無善無惡的心，意是無善無惡的意”，將心中本
來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殺了，只剩下一個空寂虛無的心，這樣，就墮入了禪
學，使“致良知”三字沒有了著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