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中寫道：“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
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
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一本萬殊”是學術發展的客觀現實，不能強
人就己，而“一偏之見”、“相反之論”也一定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內；但是，如果
不加以“會眾合一”的學術歸納，混“金銀銅鐵為一器”，則令人茫無頭緒，難以
把握“數百年之學脈”。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明儒學案》正是梨洲“一本萬殊，會
眾合一”學術史觀的結晶。
梨洲一以史學為根抵”（梁啓超語），在史學領域貢獻甚偉，既撰有大量史學
著作，又有一整套具有真知灼見的史學理論，實為一代史學大師；由他開山的清代
浙東學派，也以史學成就最為著稱。
“經世應務”是梨洲治學不容移易的原則，因此，其治史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明
代，不僅著有長達244卷的《明史案》，對南明時期史料的搜集保存也極為注意，有
《行朝錄》、《弘光實錄鈔》等，一方面探討、總結有明一代“治亂之故”，同時
也藉以寄託故國之思。
“寓褒貶於史”，是梨洲史學思想的一項重要原則。他認為史書應起到“揚善
懲惡”的作用，如果“為史而使亂臣賊子得志於天下，其不如無史之為愈也”（
《晉書·史》）；並且還對各種體例的史書提出適用的褒貶原則，比如他認為地方
志應“存美而去惡，有褒而無貶”，不同於正史之“美惡俱載”，“猶其所去，是
亦貶之之例也”（《再辭張郡侯修志書》）。
同時，梨洲也十分重視史料的搜求考證，提倡嚴謹求實的學風，批評那種“不
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談孺木墓
表》）的淺陋輕躁習氣。
在梨洲自己，無論是擺述歷史，還是應人之請而作的碑誌序銘等，都是遵循了
上述原則的。
為明修史，是梨洲的夙願，但是，出於民族大義，清政府幾次禮聘都被他拒絕
了。然而梨洲卻始終關注《明史》的編寫情況。他認為：“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