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佐證而立說的治學規則成為清中葉之乾嘉學派的最重要法門，“清學開山”之譽
即與此大有關係。
耗費了炎武畢生心血的《日知錄》更是他學術思想及成果的精華。炎武一生學
行，可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這八個字來概括。他在《與友人論學書》中說：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
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
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
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文集》三）可知炎武是把治學與
做人看作渾然不可分割的整體。炎武一生之立身大節已概如前述，此處不再贅言；
在治學這方面，則堅決反對當時那種“束書不觀”而空談心性的惡劣風氣，主張多
學而識、明道救世，探求有益於民生國命的實學。《日知錄》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
下結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而作者最用意處即在第十三卷之論“風俗”部分。
炎武詳細考索了歷代社會風氣的演變情況，認為“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
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
則天下有風俗”，“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指出“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
（《文集》四，《與人書九》），而整齊風俗、撥亂滌污的關鍵，即在於“土大夫”
是否有廉恥；並舉出一魏晉人之清談”亡天下的歷史教訓，說明士大夫不顧國家、
民族的安危而空談心性，從而致使風俗大壞，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進一
步指出：“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
由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同時，顧炎武還認為，除了
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頓風俗、挽救時弊之外，“清議”即社會輿論的力量
也很重要。他說：“古之哲王……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鄉舉里選，
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又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
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這些見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