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一貫、日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日知錄》七，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的鄙陋風習，主張務本研經，理學須由經學中提煉而得；
主張以講求經學的理學取代不講經而附會禪的理學。而經學即理學，即“聖人之道”，
“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詩》、《書》、《三禮》、
《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
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而無益者不談。……其於
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文
集》六，《答友人論學書》）——與炎武一貫提倡的“明道救世”、“整頓風俗”、
“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依然血脈貫通。
顧炎武提出“信古而闕疑”的治經原則，他認為“《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
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
《日知錄》二，《豐熙偽尚書》條）因此，炎武的經學研究不依傍、不盲從，信其
所當信，疑其所當疑，體現了他求實的治學風格。
炎武之學術，實淵源於朱熹。章學誠《文史通義·朱陸篇》指出：“性命之說，
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
沿其學者……五傳而為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
言性命之流也。”
在歷史輿地之學方面，顧炎武同樣取得了可觀的成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炎
武治史，其志仍在經世致用，曾說：“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文集》
六，《答徐甥公肅書》）在金石考古和歷史地理學方面，炎武卓有成就，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這兩部著作。這兩部長編性質的書雖
然主要出於鈔錄，但有斷制，極富價值，不僅為清代歷史地理學的發展開啟了先路，
也是後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經濟特別是明代經濟史的不可缺少的必讀書。生當明
清之際的顧炎武，不僅是舊學術傳統的破壞者，更是新風氣的開創者。他的嚴謹朴
實的學風、經世致用的學術宗旨、換而不舍的學術實踐、調查研究歸納取證的治學
方法，諸多學術門徑的開拓，與其“行己有恥”的耿介而傲岸的人格交互生輝，既
取得了宏富的學術成就，又對整個清代學術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後
人尊奉顧炎武為漢學之“不桃之祖”，雖然未獲炎武之心，但炎武實足以當之，他
不愧為清初學術界之一位繼往開來的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