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目錄、版本、校勘等知識，以及大膽假設、穿鑿附會的技巧，在廖平還盤桓於
入川途中之時，一部循《辟劉》旨意寫成的《新學偽經考》已倚馬成書，洋洋灑灑
40萬字，“粗豪狂姿，天下震動”！又三年，他另一部循《知聖篇》旨意寫成的
《孔子改制考》也著成問世。數年彈指過，而廖平的兩本書卻仍是草稿一卷。直到
光緒二十三年（1897）《辟劉篇》才改訂後以《古學考》之名正式出版；至於《知
聖篇》，則因“借讀者眾”，連手本都佚失了，後來還是根據廣雅書院傳出本的轉
抄本，訂正後於光緒三十年（1904）刊出。對此，知情者徑謂康有為“剽竊”（章
太炎），“康學出於廖”（皮錫瑞）；不知情者單從他們著作出版的先後考察，反
認為康有為是獨創（錢玄同、張西堂）。因而成為學術史一大公案。
“二變”既成，廖平將拾級而上，更尋新的進境了。當時，“兩考”風靡一時，
尊今抑古之說，遍及大江南北。維新人士更以“兩考”為理論依據，衝決歷朝陋習，
力倡變法維新，除了俞樾、章太炎、皮錫瑞、顧頡剛、錢穆等數人知道廖康公案的
實情外，廖平的發明權卻少有人知。況且，廖平書僅以讀書心得的形式著為經話，
卻缺乏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科學實證，可是，康有為卻以天縱之才，借門徒之力，糾
合各類材料，運用各種手段，洋洋灑灑，滔滔雄辯，大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
亡之勢。廖平讀了也敬從心起，屢稱其“巍然大國，逼壓彈丸”。相形見絀，容不
得廖平不考慮“別構營圖”，另起爐灶了。於是廖平又進入了學術三變時期。
“三變”講小大之學，小指小統，大指大統。《王制》大地封疆五千里，於制
為小；《周禮》土圭三萬里，於制為大。“二變”尊今抑古時，凡《周禮》與《王
制》制度不同處，廖平皆指為劉歆偽纂，作《周禮刪劉》。後讀《大戴禮記》、
《管子》諸書，《周禮》制度皆能符證。概斥《周禮》大制度為偽，於心不安。他
認為：“《王制》、《周禮》，一林二虎，互斗不休，吾國二千年學術政治，實受
其害；合之兩傷，甚於洪水猛獸。”（《四變記》）顯然這是兩種不同的體系，前
人企圖將兩者牽合起來，常常此牽彼掣，進退失據。戊戌（1898）年廖平主講於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