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藝風書院，一日讀《詩·商頌·長發》“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認為
“球”即地球，“共”即“貢”。又聯想到《尚書·顧命》“天球河圖”之說，緯
書解“河圖”為九州地圖，於是悟“天球”為天圖，“小球大球”為地圖，先“小”
後“大”，即由內推外之意（《五變記》）。於是認為經學中原有大、小兩種制度，
小制度即小統，是以《王制》為代表的今文經學，主治中國；大制度即大統，是以
《周禮》為代表的古文經學，主治世界。遂將大統學說寫成《地球新義》。
“小大之學”不講古文真偽的問題，甚至還把古學抬到高於今學的地位，這難
免有阿附古文經學之嫌，因而梁啓超說他是“受張之洞賄逼，復著書自駁”（《清
代學術概論》）的結果。“小大之學”又以戊戌年為起點，又有逃避戊戌政變危機
之嫌，於是梁啓超又說“戊戌懼禍支離之也”，並說“其人故不足道”。後之人多
習焉不察，即如范文瀾、新《辭海》之論，都無不受其蠱惑。其實這些說法是大成
問題的。
誠然，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張之洞曾讓宋育仁捎話給廖平：“風疾馬良，
去道愈遠。解鈴系鈴，惟在自悟。”並責令他改訂經學條例，不許再講今古學及
《王制》，不許再攻駁《周禮》，廖平“為之忘寢餐者累月”！張之洞捎話有之，
就象以前曾多次以“風疾馬良，去道愈遠”告戒廖平一樣；廖平不安者亦有之，但
他並未因此改變觀點。這從以下兩個事實即可證明：一是他在給宋育仁的信中，表
達了對恩師張之洞的強烈不滿：“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扶而新之，且並解經而全新
之，其事甚勞，用心尤苦，審諸情理，宜可哀矜。若門戶有異，則學問之道，何能
圍以一途？至人宏通，萬不以此！反覆推求，終不解開罪之所由。”當年尊經書院
時期，曾讓廖平心悅誠眼的張之洞給他規劃的樸學之路，廖平尚且不屑遵循，現在
以這樣牴觸的情緒，要他完成改輒易張、別創新論這一艱巨工程，簡直是不可想像
的。雖然他在給張之洞書中陳辭委婉，但是事實上他並沒有改變什麼，即以對康有
為“兩考”有始作俑之嫌的《知聖篇》和《辟劉篇》二稿論，廖平不僅沒有改變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