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中之觀念、命題，及其推論，多是形式的、邏輯的，而不是事實的、經驗的。”
（《三松堂全集》卷4）哲學的觀念、命題和推論，對於實際並無所主張，無所肯定，
亦沒有或甚少實際的內容。哲學的內容就是以涵蓋一切之“共相”或“真際”為對
象。而對於“真際”或“共相”，也只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事實地有所肯定。因
此，哲學的或形上學的方法（即形式的正的方法），說到底就是囿於名詞概念的邏
輯分析方法。
所謂負的方法，就是“講形上學不能講。講形上學不能講，亦是一種講形上學
的方法”。他認為，沒有講“形上學”，不等於否認“形上學”，而恰恰是從反面
表顯肯定了“形上學”。這種用直覺主義講“形上學”，猶如畫家“烘雲托月”的
表現手法，“畫家畫月的一種方法，是只在紙上烘雲，於所烘雲中留一圓的空白，
其空白即是月。”這就是說，對於“真際”這樣的本體界，“不能說它是什麼，只
能說它不是什麼”，而至於它到底是什麼，則只可意會，不能言傳。因此，“負的
方法，在實質上是神秘主義的方法”。馮氏這裡所謂“神秘主義”，無非是指肯定
有某些不能夠完全為人們的思想所能把握，或者不能夠完全為人們的語言概念所能
表達的存在或境界，也就是肯定某種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的存在。
馮氏認為，就總體特徵而言，兩種方法正體現了中西方不同的哲學傳統，西方
哲學長於分析，正的方法占支配地位；中國哲學崇尚直覺，負的方法則充分發展。
馮氏在新理學中兩種方法的運用，目的在於體現其“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精神，
並試圖通過調解邏輯與直覺、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對立來達到會通中西哲學的
目的，但他並沒有獲得完全的成功。在他的新理學中，邏輯分析的方法最終還是屈
從於直覺的方法，從而使新理學的方法論帶上了濃厚的非理性主義的神秘色彩。
馮氏以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建構起來的這一套“不著實際”的形上邏輯體系，
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馮氏的回答非常明確：沒在什麼實際的用途和意義，唯一的作
用在於能提高人的境界。他說：“新理學知道它所講的是哲學，知道哲學本來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