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這種人講道理是沒有用的，他覺得他自己就是道理，只能靠以後讓事實說話。
出了這件事情，徐平也沒有心情再在鋪子裡閒逛，與李璋便要離開。
王素上前道：「待制，莫忘了後天在我莊裡相會。」
徐平點頭，與李璋隨便給盼盼買了兩個泥制的小玩具，便就一起出了鋪子。
到了州橋邊，與李璋分別，在路邊順便買了一小籃新鮮的櫻桃，便翻身上馬，帶著隨從緩緩向城外行去。
徐平最近在思考前世學過的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問題。
大量的改革思潮出現在這個年代，絕不是沒有來由的，不是哪個人拍腦袋想出來。如果說歷史上的慶曆新政還是傳統的政治思想的延續，再稍後的王安石變法就帶有顛覆性的革命性了。雖然表面上看依然是對管仲、桑弘羊和劉宴等人理財思想的延續，實際上因為讓官營商業無孔不入地涉及到了工商業的方方面面，已經與以前的政治思想大不相同。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思，這種改革思潮由王安石集大成並不是偶然的。
自晚唐五代時起，中國的南北方差距越拉越大。北方連年戰亂，除了剛剛過去的這幾十年，就沒有個太平時候，而南方則相對平靜。就是在太祖平定江南時，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一直穩步向前。
真宗朝的休養生息，使這種差距越來越明顯。
北方所恢復起來的小農經濟，正是養育傳統儒家思想的土壤，北方學者多道學家，正是這一現象的反映。而南方依靠良好的基礎，充分利用了統一後全國市場的形成，商業更加繁榮，一種新的重商主義的思潮正在慢慢形成。
與這種思潮同步，南方官員大量進入中央朝堂，新的政治思想慢慢形成氣候。這一大批南方來的官員，所形成的政治力量，才是最終由王安石掀起狂瀾的倚仗。
如果不能改變北方的這種經濟現狀，還是任由小農經濟緩慢恢復，那麼歷史上王安石所遇到的改革阻力，終有一天徐平也會遇到。這是由現在的社會現實決定的，並不以哪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改革與保守，背後是整個國家經濟現狀分裂的現實，並不是簡單的政治立場，更不能簡單機械地認為支持慶曆新政的中小地主，幾十年後就成了反對改革的官僚大地主。這種似是而非的階級論，在事實面前是站不住腳的。
階級矛盾從來都是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但不是所有的政治行為都能夠歸類到階級矛盾上去。更不要說劃分地主與農民，地主中再分中小地主和大地主階級的階級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