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大家完成了初稿，再集中起來廣泛討論，還要徵求本路其他官員的意見，最後形成定稿。如果到時政治環境合適，由晏殊帶到京城呈上朝廷，作為京西路官員對呂夷簡處置京西路飛票的回答，那就是堅決不同意。
這不是意氣之爭，是新的路線能不能生存，能不能走下去的大問題。在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徐平沒有退路，必須死爭到底。
而先從上古講起，既是中國古人寫文章的習慣，也是徐平前世教科書的習慣，最容易被人接受。不過古人寫書，往往引了古人的例子便就得出結論，少了後面的大頭。
改過了幾個句子，晏殊意猶未盡，對一邊的徐平道：「徐龍圖，這文章起名字了沒有？」
徐平道：「先前我們一起說話的時候，李覯提了一個名字，稱《富國安民之書》。此書講的就是國富則民安，極是切題，我們都覺得不錯。」
「國富則民安，國富則民安——」晏殊連連點頭，品味良久。「不錯，不錯，你們這書就是立了這個論出來。如果外面能把今年京西路施政跟這綱目切合起來，就真地是發前人所未言，為治世之良策，足以流傳後世。——對了，此書將來要上給朝廷，算是論治國之策，不如便就叫《富國安民策》吧。」
「學士說的極是，那便就叫《富國安民策》！」
歷史上的李覯曾有《富國》、《強兵》和《安民》三策傳世，這一次不涉及軍事，他便就把另兩策合起來作為這書的名字。說到底，李覯以傳先聖大道為己志，這三點一直埋在他的心裡，不管通過什麼形式，最終還是要顯示出來。
把國富與民安統一起來，不再看作是相互對立，是李覯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後來宋朝在財政政策上的無數次折騰，包括王安石變法，大多與他的這一論點有關。正是有了國富民安的統一，才脫去了與民爭利的桎梏，不再讓理財官員戴著枷鎖起舞。
當然現在的《富國安民策》遠遠超出了歷史上李覯的局限性，真正把商品經濟的規律講清楚，徹底從以前自然經濟的立論中脫身出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商品經濟的經濟基礎自然要產生新的思想，與舊理論的衝突不可避免。
晏殊或許理解不了書里講的經濟運行的道理，但能自圓其說他是看得出來的，對現在他來說，這就足夠了。有京西路的政績做底子，有這能自圓其說的理論，對呂夷簡的反對就是說得通的。當然，真正決定他態度的，還是朝里挺呂反呂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