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在這句話下劃了一條線，抬起頭，摘下老花鏡，揉了揉額頭。
義利之辨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這一步跨不過去，改革就會起無數紛爭，一不小心就會半路夭折。這句話對徐平新政的意義，便就如他前世的那句「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被廣泛接受了，改革就有了正義性。但這樣簡單的一句話，真正被認可並不是簡單的事情，他的前世可能一萬個人都能脫口而出，但這句話怎麼與原來的體系相結合，與理論體系方方面面各種各樣的理論纏繞，一萬個人中也未必有一個人能說清楚。到了每個人都能理所當然地把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背後有無數人付出了心血，改革就無人可擋了。
王曾和呂夷簡單這一代人，還是在主張清靜無為的政治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如王曾的岳父被稱為「聖相」的李沆，便就說宰相為政最要是不改祖宗之法。王曾的仕途也一如他的岳父，波瀾不驚，沒有大起大落，但在每一個位子上幾乎都做到了最好。然而這一生平平奇的宰相李沆，史書評其「正大光明」，王旦稱其為聖人，宋真宗認為他忠良純厚，始終如一，真長者。王曾頗有岳父的風格，然而到了現在，他卻知道天下不得不變了。
就連這個時候還飛揚跳脫的歐陽修，都知道說「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王曾怎能不明白這個道理。
變是要變，關鍵是怎麼去變。沒頭蒼蠅一樣亂來，胡搞一氣，那還不如老實守成，變不如不變。徐平能夠帶人說明白「謀公利為天下之大義」，從義利之辨中跳出來，在王曾的眼裡，已經有了談變革的資格。
把桌子上的燈調亮，王曾繼續埋頭讀桌上的《富國安民策》。京西路去年的新政，身為宰相的王曾自然是清楚的，甚至大多數條款他都能如數家珍。但為什麼採取這樣的變革措施，背後有怎樣的考慮，王曾就不清楚了。這樣的國家大事，他相信徐平必然是有系統的考慮，不可能如頑童一般，想出來一件就做一件。
現在細讀《富國安民策》，跟自己印象中的京西路的變革舉措一一對應，王曾慢慢開始把脈絡理清楚。為什麼大量的變革都是圍繞著棉布來展開？原來是因為棉花可以規模化種植，棉布可以工廠化生產，布匹又是衣食住行中百姓所必需。
不吃飯就會餓死，所以糧食是不能夠作為商品的。保證百姓的必需物資是政權的當然責任，因為你不得不用，所以我要用這個來賺錢是不可以的，這樣做是亡國之道。食鹽專賣，大家都當成是收稅，而不是作為商品賺取利潤，不可跟普通的商業買賣同日而語。
棉布某種意義上不是生存之必需，但紡織品又是人人都離不了的，有巨大的規模，可以賺取海量的利潤，這是徐平選擇這個產業的原因。背後用棉布產業衝擊舊的生產關係的目的，徐平也沒有藏著掖著，直言因為布帛是朝廷賦稅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還有部分的貨幣功能，因為重要，所以要改。
所謂財富是滿足人的欲望的有形的無形的物資與各種產品，包括文化產品，是可以用人的雙手創造出來的。而人創造財富的能力，隨著生產工具的改良，組織程度的提高，分工協作的深化，是可以不斷增長的。產品生產出來，只可以在交換和分配中到了需要的它的地方，才能成為有用之物，有用之物才是財富。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形成利潤，用這個年代的詞語就是利息，利潤中的一部再投入到生中，除了維持生產，還可以擴大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