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知不知道有人會私下裡抄寫？那肯定是猜到的，不然他也不會把手抄本看得那麼嚴密。這種事情本來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這麼多人參與，怎麼可能不讓人知道。只要真正的手抄本沒有流出來，那就隨時可以改正本，傳出來的可以不認，好壞有個主動權。
王曾自幼過目不忘，諸子百家無不涉獵，就是佛老典籍他也精通，不像范仲淹等人有思想潔癖，與視佛老如仇寇的歐陽修等更加不可同日而語。
《富國安民策》拖到現在才真正出爐，一是徐平要有實踐，實踐才能說服別人，另一個就是要與儒家典籍結合起來。儒家流派眾多，很多道理都有許多種說法，這中間必須有取捨，有所本，既要能夠自圓其說，又要能夠不脫儒家根本宗旨。
這就是李覯的價值所在，在最根本的理論基礎上，《富國安民策》深深帶著李覯思想的烙印。李覯是反孟的旗幟人物，認識徐平之前，誰說孟子不好他就引為知己，只有看清孟子無用，在李覯看來才是把聖賢書讀明白了。這也是沒辦法，講理財，講國用，就不得不從荀子那裡發揮出去。早期的儒學大家中，只有荀子才不被義利束縛，不用他的名頭用誰？
但李覯並不尊荀，他只是反孟，然後另成一家。荀子的思想一變，就成了法家，在孟子沒有被立起來之前，儒家和法家，儒家和道家，法家和道家，思想越來越趨向統一，不是沒有原因的。後來王安石變法，一面尊孟，一面理財，那是先有李覯打了底子。
王曾對儒學各派沒有成見，前面的內容他反而沒有什麼感觸，只要沒有脫離開根本的仁為中心，以人為本，能夠自圓其說，在王曾看來就是成功的。引起王曾注意的，是書里正式把利分為私利和公利，私利不一定就是邪惡的，公利不一定就是正義的，要公利和私利互相協調，互相補充，互為表里，最後才說一句，公利是天下之大義。
《富國安民策》，講的就是如何謀公利，謀公利時不害私利，與私利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帶來整個社會的繁榮。限制個人的欲望，發展公利，這是手段。公利擴大之後，從而提高每個人的私利，這是目的。讓每個人獲得的財富越來越多，滿足的欲望越來越多，這是《富國安民策》最後要解決的問題。中間如何協調，制度如何定，個人和整體的利益如何調整，便是李覯認為的「禮」，而「禮」是天下根本。
儒家概念里的「禮」幾乎無所不包，包括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社會規範，這種規範遵循的原則，便就分成了許多流派。孟子講性善，講究禮和仁義是自內而外的，是人天然就具有的本性，只要去發現她，培養她，引導她，講究修身明志，養吾浩然之氣。而荀子則講性惡，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所以「禮」要帶有強制性，滅人慾才能存「禮」。人這種自私自利之惡之本性，必然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爭鬥，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要想防止這一切，達到理想中的大同社會，就要消滅人的欲望，強行規定為人處世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