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而易見，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會這一儒家的理念廢掉，改為滿足君王之類統治者的欲望，限制被統治者的欲望，被統者的思想和行為一切都要為統治者服務，便就是法家。
而孟子講的專注於修自身，內聖而外王，則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攏了。
有宋一朝，北宋時主要的爭論在尊孟還是尊荀。與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尊孟的是改革派，以王安石為代表，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而尊荀的，則是保守派，以司馬光為代表。其中又有最大規模的中間派，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又有雖然尊孟但卻與王安石無論如何也說不到一塊去的。徐平前世學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講理財，與法家頗有相合之處，與這個年代的思想實際上完全相反。
靖康之變，由於當時主政的是新黨，王安石的新學受到致命的打擊，尊荀和尊孟開始溶合，矛盾不再那麼尖銳了。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荀子的思想卻深入人心，孟皮荀骨開始初露端倪。此時思想爭論的主流，慢慢轉到了事功學派和理學上面。隨著宋的滅亡，講克己復禮、存天理滅人慾，把天理與人慾對立起來的理學最終勝利。人慾滅了才能存住天理，則人慾當然是惡的，而又講天理自在人心，要先修身，又留了孟子的皮。當然，這一思想在韓愈提出性情不同時就已經有了端倪，所以後來高舉韓愈大旗的歐陽修認為「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被後人譏誚。
不管是北宋講「三不畏」的改革變法派，還是南宋以葉適和陳亮為代表的延續王安石的「為天下國家之用」的浙東事功學派，重要的思想源流都來自於李覯。
李覯主張人性無善惡，人慾與天理相統一，沒有對立的關係。從這一點上，重新講解儒家的核心「禮」，由此理財、事功等等都是當然之義，帶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
理清了這個思想源流，便就明白了李覯對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論根基的重要性。沒有李覯的人慾與天理相統一，勞動創造財富便就沒有了思想基礎，改革失去了正當性。如果人慾帶來的是惡果，那滿足人的欲望的財富也就是惡的，越多越對天下無用。
「公利本於私利，而用於萬民，故曰謀公利為天下之大義。」